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清圣祖实录》，卷25，10页。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父亲三桂，又一次表示出朝廷对他关怀备至。《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2页。命应熊出京探病，足以安慰三桂。在这方面，朝廷既显出胸怀大度，符合人之常情，还不透露其怀疑，仍然信赖如常。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清圣祖实录》，卷34，8页。应熊探病后，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仅据《清圣祖实录》，自康熙六年辞去云贵总管后，《实录》极少载三桂事，而直接记录几乎绝无。由此可见，三桂政事已大为减少，军事活动也基本停止。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三桂的将士。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三桂陪同吴丹检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平吴录》，5页。
康熙十一年（1672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平吴录》，5页。
朝廷与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满汉关系来看，在广大汉人特别是在士大夫阶层，对满族贵族的统治还不是心甘情愿的，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清朝统治者自知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有数千年文化积累的广大汉人，时时存有临渊履冰之虑，尤其是三个汉人异姓王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清朝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它已把三藩问题看成是一个隐患，因而高度警惕，密切注视他们的举动。它对“三王”种种优待，意在笼络，采取不断加恩，不断晋爵，乃至联姻，都是为了稳住他们，一旦时机成熟，它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这就是说，从主观上看，朝廷也不愿三藩永久地存在下去。因此，三桂等三藩跟朝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