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猜忌日深（2）
朝廷与三桂等人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平吴录》，3页。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三桂报告；《庭闻录》，卷6，5页。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庭闻录》，卷4，13页；《清史稿·王熙传》，卷250，9694页。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朝廷与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当然，朝廷尽量做得不让他们觉察出朝廷的疑心。可是，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大局稳定，朝廷便发现手握重兵的这几个异姓王对它是个潜在的危险。这种担心与日俱增。朝廷的疑虑，很快就被朝中个别大臣一语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给朝廷敲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三桂，直言三桂“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逆迹未显，缺乏足够的证据的情况下，朝廷是不敢轻易触动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圣祖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清史稿·傅弘烈传》，卷252，9727页。参见《平吴录》，4页。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平吴录》，4页。
虽说朝廷处分了参劾三桂的官员，但从皇帝到朝中大臣们不会无动于衷。历代凡武将权重，威望超过了皇帝，制造叛乱夺权的事件，已不是个别事例，而眼前面对这几个强大的异姓藩王，不可能熟视无睹，只是时机未到。再说南疆还不安定，朝廷还非常需要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巩固它在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所以，杨素蕴等人受到严厉处分，不是说得不对，而是发之太早，惊动三桂等人，会把事情弄糟的。显然，朝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清圣祖实录》，卷4，15页。、调张勇为宁夏提督《清圣祖实录》，卷23，29页。、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朝廷重新调整两营将官的任命，改换驻地：命云南广罗总兵官赵良栋为贵州比喇总兵官、云南“忠勇”右营总兵官刘之复为贵州大方总兵官、云南“忠勇”前营总兵官李如碧为贵州水西总兵官、云南“义勇”中营总兵官王会为广罗总兵官、“忠勇”后营总兵官塔新策为贵州定广总兵官、贵州思南总兵官王平为安笼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5，15~16页。康熙五年九月，改乌撒土府为威宁府；六年二月，将塔新策调任为威宁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1，10页。康熙八年三月，又把贵州平远（比喇）总兵官赵良栋远调山西大同任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28，12~13页。
朝廷把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启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霑总兵官。《清圣祖实录》，卷18，7~8页。
几经朝廷调动，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朝廷采取某些组织措施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三桂的严重不安。
三桂手下有个浙江人，叫吕黍子，他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平吴录》，4页。
吕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韬晦之计。就拿刘备来说吧，当年他寄篱曹操之下，惟恐志向被曹操识破，便装得整天无所事事，以莳弄园田自娱。吕黍子让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三桂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朝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拿出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朝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