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多了。
“我从使馆要辆车跟你一起去机场，”安德列扬说。
她摇摇头：“不必了，不如现在告别的好。我真不愿意说‘再见’……”她说不下去了。“胡说”安德列扬说：
“我当然要去送你，使馆对国内来宾一直是以礼相待。我中午来接你。”他吻她、拥抱她。此时对她来说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面前的他。
安德列扬走到门口，向她挥挥手，“再见。”他盯着她的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了。
她在屋里走来走去，隔几分钟就看看表。东西部收拾好了，行李堆放在门厅，随时可以运走，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她眼看着宝贵的时间一秒秒地过去而无可奈何。
她看到了那个公文包。他没有把它带走。开始她想给使馆打电话告诉他；接着她产生了另一个念头。
她犹豫不决，咬着嘴唇，在房间里兜圈子。一个声音从内心一直在说：为什么不呢？玛娅最坚定的信念是：命运赐福于那些敢作敢为的人。不管怎么说，他把国家机密忘在家里并不是她的过错。
她试图打开文件包，但谈何容易；很明显，看来只有硬开了。她拿来厨房里的剪子和一把很大的快刀。她费了丸牛二虎之力，差一点儿割掉一个手指头，但最后还是把黄色卷宗拿出来了。
一小时之后，她来到位于格罗夫诺广场的美国大使馆。
她看上去楚楚动人，这是很自然的，出门之前她着实打扮了一番，选一件最能表现自己优美线条的外衣穿上，脸上也津心化了妆。
乘出租车到梅费尔只有很短的路程，可是玛娅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漫长的旅途了。此后就没有口头路可走，自己把门关死了。她们路过公园，在马布尔拱门处交通十分拥挤，而这一切玛娅都没有注意到。即使出租车已经停在使馆门前时，她还得提醒自己说已经到了；从此只有继续向前走，一去不复返了。
她走进使馆，按照开初下决心后一直练习的台词，对负责接待的官员说：“我是苏联公民，带着重要情报；”他奇怪地看了她一眼，然后转过身去与来自海军陆战队的卫兵说话，她听不到他在讲些什么，那个士兵开始打电话，后来进来一个人，把她带到接待室。
她一个人坐着，有些发抖，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后来走进一个人，爇情地向她微笑。
“早安！”他说，“我叫杜普里。您有什么事？”
她紧紧拿着文件夹，来这里之前，她在安德列扬的厨房找到一张褐色的纸把它包上了。
“我叫玛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彼得罗娃。我带来一份文件……”她开始说，声音有些颤抖。
“很好，”杜着里说。“您可以讲俄语，我能听懂．”说着伸手去拿她的包。“是这个吗？”
但她没有把它给他。对不起，”她说，“我这样做冒很大风险．我要你们先答应我。”
“噢，是吗？”他小心翼翼地看了她一眼。他希望他们已打开录音机将这次会见录下亲。
“你们必须向我担保：如果我把它交给你，我得去美国。我要一张就业许可证，你们必须把我送到美国去。这就是我的条件。”
“我明白，”杜普里坐在桌子一角。“我必须告诉您，这要看情况。”他又伸手去拿她的包。
“不行！”玛娅说，“你得先答应我；要不我就走。"“我本来想说，”杜普里平静他讲，“这要看您带来的是什么．"他等着回应，但她摇摇头。
“非常机密，非常重要；看了你就会明白．"他下面说的话使她大吃一惊。
“您带着护照吗，彼德罗娃小姐？”
她把护照给他。他看过之后说：“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吊销了您的出国签证。”
她点点头：“当然，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了。我别无选择。我不回去了。”
“在轮敦期间你一直住在哪里？”他问道。
“和苏联使馆的一名官员住在一起，”玛娅说，“他叫谢尔盖·米哈依诺维奇·安德列扬。听说过他吗？”
此时杜普里的兴趣来了。
“他是克格勃。”玛娅补充说。讲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她给安德列扬带来的麻烦够多的了，再加上一点儿也不会更糟．“是吗？”杜普里不置可否他说道。然后又对她笑了：
“我觉得您最好还是让我看看那份文件，我保证我们会妥善照顾您……”
换个人听了杜普里的这种措辞可能不会放心，特别是了解他的人。玛姬犹豫了一下，但她本能的反应一向是对的。；
她知道已经到亮出牌的时候了。
“拿去吧！”她说，把包递给他。
他打开黄色的文件夹，一页页翻看了一遍，然后慢慢站起来，轻轻他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彼得罗娃小姐。”
他走了。她四周看了看，屋内陈设极其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带框的大峡谷照片。她看看表，知道安德列扬即将回到荷兰公园街的住所去接她。他会发现她不在了，公文包被撕开、黄文件夹不见了。她闭上双眼，不愿想它．当然，她有遗憾之处，安德列扬会遇到麻烦、很大的麻烦。象这样地丢失文件……它可能意味着审判、或是劳改营、或是流放、甚至是处决。她浑身发抖了。不，不会是那样！他毕竟不是叛国者，不过是粗心罢了。可是，能允许一个克格勃粗心吗、接着她又想：恬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