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是对古代马球的一种描写，说明在汉末的时候，马球就已经存在了。马球运动从汉代一直到整个隋唐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曾经风行一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唐长安大明宫曾经发现了一个奠基石，上面就记载着关于马球场建立的情况，刻的是 “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它是马球场建立的一个见证。除了球场，当时有关马球的画面表现的非常丰富，陕西章怀太子墓里边就有一幅很宏大的打马球的画面，其中球的形式、马球杆的形式、人的动作都表现的维妙维肖。除了这种画面，有关马球的陶俑也经常见诸于各地，这件马球俑是存于新疆的。另外在其他国家许多博物馆也经常有打马球的唐代陶俑出现，中国体育博物馆前几年在国际奥委会洛桑博物馆举行了一次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览，其中有一部分文物是从其他国家调入的唐代的马球俑，所以唐代马球俑在其他国家存着很多，在国内的许多博物馆也有，这证明马球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唐代是非常盛行的一项运动形式。现在马球运动是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马球到了清代基本上消亡了，不过它的一些形式，跟现在马球还是一样的。
球类运动的另一类是捶丸，捶丸最早起源于什么时候，元世祖至元19年（1282年），一个署名宁志斋的老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丸经》，他就记述说捶丸最早在宋徽宗的时候就出现了，在宋元明的时候曾经大盛。关于它的形象资料，早期的时候见得不多，但是很典型的一幅资料是山西洪洞水神庙这幅画（《捶丸图》），把击球者的动态、球窝、球杖还有整个地形描写的比较形象，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幅《捶丸图》。到了明代，捶丸在民间比较流行，但是在宫廷当中还是一项高雅的运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其中表现的就是明宣宗进行捶丸的画面，这个场面包括地形、地貌、还有球的形式、击球的动作，跟《丸经》、跟前面说的《捶丸图》是基本一致的，从整个捶丸的形式、它运动规则来看，跟西方现代的高尔夫有很大的相类。关于这个问题，体育史学界、还有历史学界很多专家进行了考证，大家都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中国古代的捶丸与西方的高尔夫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在西方的高尔夫最早见于苏格兰，它出现的时候，中国古代的捶丸已经比它早三四百年了，而且两项的规则、运动方式基本上一致。所以说，从整个历史上来说，两者之间肯定有着渊源的关系。当然有很多因素，元代蒙古大军西征，是不是把中国古代的捶丸带到西方去，这也是一个观点，当然还有其他的。所以说它们之间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否认的。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第四个方面，就是从春秋时期已经相当普及的，具有益智特点的盘上棋类游戏。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棋类也脱不尽演化自古代战争的痕迹，即使撇开仍然保留着将、士、象、车、马、炮、卒等等具有军事术语的象棋不谈，就是以抽象形式出现的“黑白”、“方圆”等等围棋这一类的别称，也正如东汉马融所说的：“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阵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怯者无功兮，贪者先亡” 。这类古往今来征引不尽的“以弈喻棋”的说法，令人想到尽管疆场上的斗勇已转化为棋盘上的斗智，但是它们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棋类游戏当中最有竞技性的一类益智活动。实际上，中国古代盘上的棋类游戏，在发展中也具有了一种陶冶身心的活动形式，如围棋在中国后来就具有“烂坷”、“坐隐”之称，而其本意恰恰是让弈者忘却时光的流失，作为排遣消闲、娱乐养性的一种工具。
围棋，根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经记载，魏国的大夫大叔文子曾经用“举棋不定”这个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考古资料所见是东汉时期的围棋盘，这个棋盘在河北望都发现的，棋盘呈方形，上面有十七道，下面有四个足，这是当时围棋的具体形制。围棋在历史上一共发现了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敦煌石窟发现的《碁经》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棋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就是说这时候的围棋已经有十九的棋盘了，跟现在的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棋盘已经流行十九、十七道两种形式的，这是一种变化。另一种，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候，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授予与棋艺相当的棋士为品格，当时棋品定为“九品”，这种“九品”后来传到日本，形成现在的“九段”，所以日本的段位制就是从中国的“九品”制传过去的；第二个变化是在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围棋主要的变化是十九道的围棋基本定型了，这个画面是出土于新疆的一个唐代的《仕女围棋图》，就是反映唐代的仕女弈棋，它也反映了唐代围棋的普及情况。在唐代，陕西、还有新疆一直包括日本的正仓院，都存有当时的围棋盘，而且它都是十九道的。这件棋盘在日本正仓院，由中国皇帝送给日本孝武天皇的，它也是十九道的，说明这时候围棋已经基本定型了。到了明清，围棋的发展主要是流派增多，有关棋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