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岂达士之确论哉？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号曰《礼记》，虽未能全当，然
多得其衷，方之前贤，亦无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
明堂之义，余故采掇二家，参之《月令》。以为明堂五室，古今通则。其室居中
者，谓之太室；太室之东者，谓之青阳；当太室之南者，谓之明堂；太室之西者，
谓之总章；当太室之北者，谓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夹房，谓之左右个，三十
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个者，即寝之房也。但明堂
与寝，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随事而迁耳。今粗书其像，以见鄙意，案图察
义，略可验矣。故检之五室，则义明于《考工》；校之户牖，则数协于《盛德》；
考之施用，则事著于《月令》；求之闰也，合《周礼》与《玉藻》。既同夏、殷，
又符周、秦，虽乖众儒，傥或在斯矣。《考工记》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
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余谓《记》得之于五室，而谬于堂之修广。何者？当以理推之，令惬古今
之情也。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营构之范，
自当因宜创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且四时之祀，皆据其方之
正，又听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谓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义，窃为当
矣。郑康成汉末之通儒，后学所取正。释五室之位，谓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
维。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施令听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弃而不顾。乃反文之以
美说，饰之以巧辞，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木火用事交于东南，火土用事交于西
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当从其用事之交，出何经典？可谓工于异端，
言非而博，疑误后学，非所望于先儒也。《礼记·玉藻》曰：“天子听朔于南门
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郑玄注曰：“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
明堂在国之阳，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卒事反宿路寝，亦如之。闰月非常月，
听其朔于明堂门下，还处路寝门，终月也。”而《考工记》“周人明堂”，玄注
曰：“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郑注。
然则明堂与寝，不得异矣。而《尚书·顾命篇》曰：“迎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翼
室。”此之翼室，即路寝矣。其下曰：“大贝贲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东房。”
此则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史者也。《礼记·丧服·大记》曰：“君夫人卒于路
寝。小敛，妇人髽，带麻于房中。”郑玄注曰：“此盖诸侯礼。带麻于房中，则
西南。天子诸侯。”左右房见于注者也。论路寝则明其左右，言明堂则阙其左右
个，同制之说还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岂不
由处室之不当哉？
《记》云：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于斯堂，虽使班、
倕构思，王尔营度，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则三室之间，便居六筵之
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
上帝之堂，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而室户之外，仅余四尺而已哉？假在俭约，
为陋过矣。论其堂宇，则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则未惬人情，其不然一也。
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
南北则狭焉。余故备论之曰：若东西二筵，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户
外复如此，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记》云：“四旁两夹窗。”若为三尺
之户，二尺窗，窗户之间，裁盈一尺。绳枢瓮牖之室，筚门圭窬之堂，尚不然矣。
假令复欲小广之，则四面之外，阔狭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之制，不
为通矣。验之众涂，略无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则户牖之间，不逾二
尺也。《礼记·明堂》：“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郑玄注曰：“设斧于户牖之
间。”而郑氏《礼图》说扆制曰：“从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
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较然可见矣。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
之户，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犹自不容，矧复户牖之间哉？其不然
二也。
又复以世代验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