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天，我接到了玉弦一封简单的信，信上说，她不得已因事回家，上车匆匆，未及辞行，殊深抱歉，请我原谅……呵！就是这样简单的几句话！我真没有料得到。这封信所给我的，也只是无涯的惆怅，与说不出的失望。
玉弦走了的第二天，空前的大屠杀即开始了。……
我是一个流浪的文人，平素从未曾做过实际的革命的运动。照理讲，我没有畏避的必要。我不过是说几句闲话，做几篇小说和诗歌，难道这也犯法吗？但是中国没有法律，大人先生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当你被捕或被枪毙时，你还不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法律，但是你已经是犯法了。做中国人真是困难得很，即如我们这样的文人，本来在各国是受特别待遇的，但在中国，也许因为说一句闲话，就会招致死刑的。唉！无法的中国！残酷的中国人！……但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小心一点，不得不防备一下。我是一个主张公道的文人，然而我不能存在无公道的中国。偶一念及我的残酷的祖国来，我不禁为之痛哭。中国人真是爱和平的吗？喂！杀人如割草一般，还说什么仁慈，博爱，王道，和平！如果我不是中国人，如果我不同情于被压迫的中国群众，那我将……唉！我将永远不踏中国的土地。
我不得不隐避一下。我的住址知道的人很多，这对于我的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不得不做搬家的打算。是的，我要搬家，我要搬到一个安全的，人所不知的地方。但是我将如何对淑君的家人，尤其是对淑君，怎样说法呢？我住在她的家里已经很久了，两下的感情弄得很浓厚，就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今一旦无缘无故地要搬家，这却是从何说来？得罪了我吗？我住着不舒服吗？若不是因为这些，那么为什么要搬家？将我要搬家的原因说与他们听，这又怎么能够呢？我想来想去，于是我就编就了一套谎语，不但骗淑君的家人，而且要骗淑君。呵！倘若淑君得知道了这个，那她不但要骂我为怯懦者，而且要骂我为骗子了。
日里我在S路租定了一间前楼，这个新住所，我以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当晚我即向淑君的家人说，——淑君不在家，我要离开上海到西湖去，在西湖或要住半年之久，因此，不得不将我的书籍及一切东西寄存到友人的家里。等到回上海时，倘若他们的这一间楼面到那时没有人住，我还是仍旧搬来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房东和房客之间的感情很好，我并且以为除了他们这样的房东而外，没有再好的房东了。
“到西湖去住家？为什么要到西湖去住家？在上海住不好吗？我们已经住得很熟了，不料你忽然要搬家……”
淑君的嫂嫂听了我要搬家的话，很惊异地，而且失望地向我这样说，我的回答是：学校关门了，薪水领不到，现在上海又是百物昂贵，我一个人的生活非百元不可，现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离开上海。西湖的生活程度比较低些，每月只要三四十元足矣，所以我要到西湖住半年，等到上海平静了，学校开门的时候，我还是要回上海的。
我这一篇话说得他们没有留我的余地。淑君的母亲不做声，表示着很不高兴的样子，淑君的父亲听了我的话之后，竭力称赞我的打算是很对的。淑君这时还没有回来，也许在那里工作罢；如果她听了我要离开她的话，那她将做什么表示呢？我想她一定很不愿意罢？……好，这时她不在家里，对于我是很方便的事情——我不愿意看见她脸上有挽留我的表情。她的家人无论那一个，要说挽留的话，我都易于拒绝，但是淑君有什么挽留我的表示，那我就有点为难了。
第二天清早我即把东西检点好了。淑君平素起身是很晚的，不料今天她却起来得很早。我本想于临行时，避免与她见面，因为我想到，倘若我与她见面，两下将有说不出的难过。但是今天她却有意地起来早些，是因为要送我的行呢？还是因为有别的事情？我欲避免她，但她去不欲避免我，唉！我的多情的淑君，我感激你，永远地感激你！
淑君的父亲和哥哥很早地就到公司里去上工去了。老太婆还没有起来。当我临行时，只有淑君和她的嫂嫂送我。她俩的脸上满露着失望的神情。淑君似乎有多少话要向我说的样子，但是终于缄默住了。只有当我临走出大门的一刻儿，淑君依依不舍地向我问道：
“陈先生！你现在就走了吗？”
“……”
我只点一点头，说不出什么话来。
“到西湖后还常来上海吗？”
“我至少一个月要来上海一次，来上海时一定要来看你们的。”
“那可是不敢当了。不过到上海时，请到我们家里来玩玩。”
“一定的……”
“陈先生！你该不至于忘记我们罢？……”
淑君说这话时，她的声音显然有点哽咽了，她的面色更加灰白起来。我见着她这种情形，不禁觉得无限的难过，恨不得把她的头抱起，诚诚恳恳地吻她一下，安慰她几句。她的嫂嫂立在旁边不做声，似乎怀着无涯的怨望，这种怨望或者是为着淑君而怀着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