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class），是一切威权与财富之精萃，因之每一个城镇里的政治可能为极少的特
殊阶级垄断，有些家族彼此照顾，他们的地方势力也等于世袭。
独立之初，全国的加尔文派只占1/10人口，至1619年后，已有未皈依此派的新
教信徒不能在市政府里任职之规定。只是这种限制并未强制执行，随着时间之进展，
其要求反更松懈。为此，有所谓控诉派（Remonstrants）及反控诉派（Contra－re
monstrants）的争执。这两派同称为加尔文信徒，也同时有神学威权的支持。他们
的争执在于对命定论的解释。前者要求对命定论不作过于严格的定法。有人批评他
们根本不承认命定论。这时荷兰省（荷兰共和国内7省之一省）的权要，以奥登巴内
佛（JohanVanOldenbarneveldt）为领袖，坚决提倡荷兰联邦，为一种邦联，权在
各省，本身可以编组军队，军士效忠于本省。他在全国会议里有多数支持的力量，
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的协定12年，大部分应归功于奥登巴内佛。
他站在控诉派的一边，和他们的发言人接近，又把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甚至宪
法问题混在一起。控诉派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把命定论解释得比较自由化，但因
他们要求荷兰省政府的保护，又重启政权阐释教义之门，使政府有决定教义的权力。
于是反控诉派（由大多数牧师组成，也算是加尔文的正规派），站在慕黎斯王
子（MauriceofNassau）之后，举他为领导。慕黎斯王子乃威廉寡言之子，此时为
7个省中5个省之总督（另外二省则推他的从兄弟为总督）。他对宗教问题并无兴趣，
他本人的政策，则和奥登巴内佛格格不入。因为他兼联邦陆海军总司令，当然不乐
意各省在他麾下之外自组军队。这时荷兰一省占全国之大半，可能多至2／3，又是
首富，如果再提倡更强化的地方分权，也等于以一省的力量凌驾于全国之上了。总
之，他认为新共和国如果不继续向西班牙抗战，就不能维持内部之统一，因此更不
赞成奥登巴内佛所谈判的12年停战。除此之外，他对奥伦治一家朝代之利益也相当
有兴趣。
在此冲突之中，奥登巴内佛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及莱登（Leiden）大学的智囊
团接近。慕黎斯则代表当时各省的贵族，也有下级的支持，他本人则为有力量的军
事领袖。他对付奥登巴内佛的办法半系合法的部署，半系政变。首先解散各省组织
的军队，又将奥登巴内佛及其亲信拘捕，更将控诉派之人士逐出各省议会之外，然
后组织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名义于1619年将政敌奥登巴内佛处死刑。一方面全国改革
教堂集会，六个月后，于1619年闭幕，正式宣布控诉派为异端，自此确定了狭义加
尔文派之立场。
局势急转直下，以奥伦治家为核心，组织皇室，中央集权，注重军事力量，为
必然趋势，况且后面又有一个带保守性标榜正规的教廷。但这些现象正是几十年独
立运动要扫荡的对象，战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和这些条件背道而驰，加之荷兰一省
担负联邦大量经费，有时多至3／4，历史与现实都不容许如此全面开倒车。慕黎斯
将以前的盟友以罪犯处死，已是骇人听闻。奥登巴内佛死后，慕黎斯自己也只有6年
寿命，以后他的继承人被称为奥伦治派（Orangists），有时对共和国体制是一种威
胁，然则他们代表了内地各省的利益，与荷兰省之水上及外向的发展相对，又不可
少，历史上两者因冲突产生危机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有，也仍能在最后关头化干
戈为玉帛。各省曾主张不设总督，只是不久又因为事实之需要，仍请奥伦治家出马，
可见得威廉寡言及其后人对荷兰之实行资本主义，虽不直接参与，仍有一种支持的
效用，他们保持着荷兰共和国为一个民族国家，若非如此，鹿特丹及阿姆斯特丹之
经营仍是一两个自由城市的体制，其发展必受限制。
荷兰改革教会（DutchReformedChurch）也没有成为一个排斥异己的团体，正
规派虽被承认是正宗，可是控诉派的异端不过对命定论有不同的解释，也禁无可禁，
全国会议后之10年，他们已经公开露面。改革教会自1618－1619的全国会议之后，
也未再召开。自此天主教、犹太教及再洗礼派也在荷兰共和国中活动，当日之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