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perative）。如英国剑桥的街道依中世纪的
规模，既窄狭又曲折，至今一般行车只能每小时15英里。纵有一位维新的市政专家，
要在街头竖立一种时速70英里的限制，吾人可谓之自欺欺人。反过来说，要在美国
高速公路上树立一个时速15英里的限制，哪怕有天大的本领，也确实的掌握着了警
察权，亦不见得能将如此不顾客观背景的法令推行到底。
这与以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组成有何相干？
诺兹和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隐约指出社会的下层机构里有各
种经济因素，已到达了一个能公平而自由交换的程度，因之这样的一个国家才能全
部用数字管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国家已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境界。这一方面有如两
位作家所说，是私人资本能继续不断增集，从另方面说来，其所以如此，不仅法律
之条文如是，人民一般的思想以及生活习惯也已接受这公平而自由交换的原则。此
种情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迄未发生。分析内中原委，属于本书结论之范围。现在
我们开卷时即要说明，这种“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之原则，历来不为中国法制所
支持。
宋朝的朱熹乃一代大儒，他注释的《四书》，是为以后各朝代开科取士的标准。
他在江西任地方官时曾发布“晓谕兄弟争取产事”的一篇公告。内中提及“照对礼
经，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表面看来，此不过是一位模范
官僚不接受亲戚家人争产的诉讼，而责成父兄族长调解以保全“风俗之淳厚”。但
骨子里即暴露了传统官僚组织以道德代替法律，不承认私人财产权的特色。我们再
看明末模范官僚海瑞，他也曾留下一段文字，提出他审问民事案件的方针：“凡讼
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
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
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两人之间相去约400年，彼此都不顾及
内在的公平（intrinsicjustice）。亦即在官僚面前，原告与被告本来在人身上的
不平等，因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及道德品质而互有上下。官僚重要的是保存这梯级
的社会价值，而可忽视诉讼之性质及提出诉讼之动机。换言之，法庭审案原不是为
民服务，可以置案情的经济性格于不顾，而只着意保全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朱熹
与海瑞同为传统的好官，可见得他们看来离奇的态度，出于一种千百年以来已成为
风俗的思想与信仰，不是单纯的司法问题。
归根结底，西方的封建社会，下端缘始于部落组织，法治（jurisprudence）之
传统注重实事之需要，在细微末节之中造成成例，积之而为传统私人财产权自始即
受重视。中国则在公元以前，即因防洪救灾及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之需要，构成庞大
的官僚组织，注重意识形态的一致，各种职掌也强调其一般性，成员才能互相对调。
而下层组织又历来由官厅指令造成，如北魏之三长制（邻、里、党）、北宋时之保
甲。加上中央政府向全民直接抽税，历来各朝代都有“均田”办法，造成大数量的
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之基础。政府不顾坐视财富之集中，遂致生产单位分割至
小，税收杂碎零星，如此一来，小民固然请不起律师，官僚组织也无力创制复杂之
法制理论。所以中国社会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由来已久，其以道德代替法律，更
以息争的名义，责成里长甲长乡绅族长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方面将衙门的工
作分量减轻，一方面则阻塞低层社会里各种经济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因为只有
最原始型的交换才能被众目公认，稍带现代型的分工合作，及于较繁复的契约关系，
即无社会之保证）。这和诺兹及汤姆斯所说有效率的私人财产权，直是南辕北辙。
有了以上历史之背景，我们再回头提出这问题，“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
义”，就不难解释了。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即
是西欧的国家亦要通过一段艰苦的改造，才能成熟而成为今日公认的资本主义国家
（见第四章）。亚当·斯密曾谓有两种“系统”，可以增进人民的财富，一是农业
的系统，另一则是商业的系统。他接着又说，商业的系统乃是现代的系统。此即资
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