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西方市民阶级社会（bourgeoissociety）是由
封建社会中萌芽（sprout－edfromtheruinsoffeudalsociety）。将feudal译
作中文的“封建”，并不能完全吻合，但大致无碍，并不是此间争论的症结。根据
专家考订，西方的feudalsystem确与中国之封建共有以下特点：（一）威权粉碎
（fragmentationofauthority）。既为封建则必裂土封茅，而公仆不能将大块疆
域全部控制于本人手中，势必执行“次层封建”（subinfeudation），使被封者长
久为藩篱，结果是地方上的警察权与财政权日渐雄厚，终集地方分权之大成。（二）
公众事务变成私人产业（publicaffairbecomingprivatedomains）。因为封邑透
过遗传永为子孙承继，势不能买卖。否则一任金钱接触，流动性大，则封建体制瓦
解。同时这组织也只能任行政系统托身于私人之从属关系，如此一来，政府无异私
人法庭，抽税与纳租相提并论，地方向中央的缴解即为进贡。欧洲封建领主所辖之
碉堡即为其政府，地下层即为监狱。（三）武士传统（warriortradition）：在这
种局面下不能文武分途，整个政府势必为世袭之军政府。
可是像明清这样的大帝国重文轻武、中央集权，所有的法制全国一律，皇帝向
全民抽税，凡有职能的官位不能遗传，除了皇位之外，能遗传之爵级则无实权。土
地可以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这种种特色正与上列封建情形完全相反。欧洲的
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而成
为一种实用的系统。惟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担承变态，
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专制政
府官僚系统自有它的缺点，然而在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
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即使遇着大规模之民变及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
过是改换朝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上作本质的更革。由此可见东西体制
之不同有如霄壤，无从并为一途。
第二，《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及“交换工具与商品的增加”（theincreasei
nmeansofexchangeandincommodities）也算是促成市民阶级社会的条件之一。
站在欧洲的立场，其所谓“交换工具”势必包括信用证件如汇票、提货单、保险单、
取款凭据等，也势必待到信用高度展开，海上的贸易与海事法庭的组织已有条理，
才能普遍有效。中国社会既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固定（详下节），就不能与马恩所叙
相提并论。
不少中国作家将“商品经济”和“金融经济”对调使用，并且在使用这些名目
时，强调中国在同一时期内国民经济已现代化。可是读者务必认清：中国之使用货
币，历来较西欧为先。但其货币是以贱金属为之，不以大宗商业及远距离的商业作
经营之对象，与欧洲贵金属的货币实为两大系统。中国之行使纸币尤较西欧为前。
但是经过政府历代之滥发（亦即不顾私人财产权利，也为阻塞资本主义之展开的一
种障碍），以致信用紧缩，不能鼓励其普及化。中国在明末以来普遍使用碎银，但
白银供应有限，一般人复用以造器皿，作装饰，因之商业上的银根极紧，加以法制
未备，已存积之资本亦无从继续开放与扩充。又受血缘关系的累赘（详下节），其
情形也未可乐观。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所谓中国的“商品经济”及“金融经济”，
与“实物经济”与“自然经济”实在分画不出明显界限，也无从与欧洲现代经济史
里产生此种名目时相提并论。彼方一般农业的比重小，“交换工具与商品之增加”
有如马思所言，已开始运转乾坤，而能在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的一段时间里产生变
动，中国则因特殊背景，迄19世纪尚未感受到此种经济压力。
第三，“萌芽”一词也出现于马恩笔下，前已言及。但资本主义确已在西方落
地生根开花结实，这暗喻（metaphor）才讲得通。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尚未能展开
高度的商品经济，一般国民的收入也还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情形，若要勉强赋予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