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精神出自基督教的新教伦理，宋巴特则认为出自犹太教，与韦伯所述清教徒
相轩轾。他说及犹太人在15世纪末叶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荷兰，凭着
他们的资本及信用证据扶助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今属比
利时）将这精神带到英国。“可是犹太教自始至终没有产生一种固穷的理想（pove
rtyideal）”。宋巴特总认为在资本主义之前，人类是比较纯洁的，各人以自己为
标准，去衡量外界的事物。一旦接受资本主义就本末颠倒，采取一种数量上的计算
（quantitativecalculation），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获得财物，“用武力、用
魔术、用计谋、用新发明和用金钱去获得财物”。可是另一方面，他也说及每一个
欧洲的国家都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能力，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后，
每一个国家都有两种力量出现，一是对金子的贪婪，一是创设企业的精神，不久这
两种力量凝结一气。可是宋巴特讲资本主义的弱点，没有时间的程序，也没有空间
的限制。甚至穿绸、吃糖、生活带色情都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
唯心主义者有时将本人之爱憎当作善恶，更将这种标准施用到历史中重大的事
故上，结果可能相当危险。韦伯在《新教伦理》说到西方之特长时，已有种族主义
（racism）的趋向（详第五章）。可是他提及纵使个人相信生理及遗传的关系，刻
下的科学发展尚不容他作定论。宋巴特则将“英雄性格”与“贸易民族”等称号，
分派到不同的民族头上去。他又提出一个“血缘资本主义”（germ－capitalism）
的名目（详第五章）。这也难怪宋巴特末年会参加希特勒的纳粹运动。但这些枝节
更使我们不得不在学理研究时存有戒心。
说到这里，我也要顺带提及一位也用宗教思想作线索去追究资本主义之形成的
陶尼教授（R．H．Tawney）。不过他并不高度夸张意识形态，他将思想的成分与土
地占有、银行业务之展开，相提并论，互为表里。他又说：“中古时代的思想，以
为一切价值都可以排列在一种有次序的层级上去，经济事宜也包括在内，而其最上
端则为宗教。”这样一来，作者的态度比较客观，本书也在不少的地方，尤以考虑
到资本主义在英国展开的时候，多次参考着陶尼的论说。
在陶蒲的三种学派分类中，凡不属于马充思学派和德国唯心主义学派之作者，
都有被归纳于第三派之可能。我们对这种说法，基本上是同意的。本书从技术的角
度看历史，也可算作陶蒲所谓的第三派之一。可是作者所谓自然经济蜕变而为金融
经济，则解释过于松懈，而且用于了解中国的情形，极易生误解。原来中国近代经
济史内缺乏西方那种规模宏大结构健全的体制而足以称为资本主义者。可是另一方
面，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商业组织及内河商业之范围却曾多次突出于西方；主要的原
因乃系在西方封建制度（feudalsystem）之下，土地不得买卖，社会上的分工合作
在极小圈范内根据成例施行，金钱之用处极为有限，而中国自先秦之后即无此历史
经验。所以中国之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即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
下之极端展开）之间。如果说商业以远距离之姿态行之，批发商能干预零售及制造
即能算资本主义，则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外放分工办、法（Putting－out
system）即曾在明末清初出现，可是这样的发展没有普及成一般现象，其间不上不
下的情形只赢得一个“资本主义萌芽”的名目，因而局面更为尴尬。世界上竟有何
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可见得两方社会组织有根
本不同之处，作者没有将资本主义之定义规划清楚，于是削足适履，产生一个非驴
非马之称呼，此点下节将再论及之。
由于对这样一个极关重要的历史阶段缺乏实切的定义，故成为研究西方历史的
累赘。以布罗代尔教授为例：他的《世界文明与资本主义》（此书原名《15至18世
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了中译
本——编注）有三巨册，洋洋百万多字，引证举例之丰富可谓空前。只是其著书之
宗旨，乃“撰写一部一般的经济史”，呈现其“品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