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
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
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盖能公平而
自由的交换，然后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
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
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
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道德标准纳入体制
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不
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
性的可能（研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这样看来，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
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
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
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
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更要经过
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
展，通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
上管理。
这样说来，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和这个国家的“维新”和“现代化”有
何区别？在实用的角度说来，如果两种运动凝聚为一，将无法分拆。这也缘于资本
主义体制与传统农业体制相去过远，非经过内外煎逼，不会平白的被采用。即使在
涉及维新与现代化的运动时，最初总以民权问题、民族成见、国家利益等争端发难，
经过一段剧烈冲突迄至和平重现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不一定会十分明显。可是有
了历史的纵深，吾人即可领悟：既有全面的动乱，不可能与财富问题无关。而且最
后解决的方案，亦必具有处置经济事宜的能力。我们纵不能说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
统一旨在提倡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内实因以上变动而有眉目。
本书为历史读物，叙事时大致根据这些国家产生以上大变动时着手。作者从事
搜集资料之前，尚不敢确定这种方法必无舛误。之后看到一位法国名历史家在书中
写出，“旧体制已将法国农业史搁置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大革命突然将此工作完
成”（见第七章注[1]），又看到一位德国历史家描写俾斯麦敢作敢为的情形，归究
于“资本主义推拥他上马”（第六章注[101]）。可见类似的看法早已卷入先进作者
之眼帘，本书不过将此类资料前后连缀订正而已。又以下三章，分别包括威尼斯、
荷兰及英国，亦在布局之后发觉马克思曾在《资本论》内提及，最初国际资本之转
借与开发，确曾通过上述威、荷、英而至美国之次序。更可见资本主义在国际间之
发展前后连贯已早被人注意。
倘是如此，我们注重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展开，取得立法权，将资本主义之
组织方针通行全国，而至于不可逆转。在此种枢纽之前，如果还有若干资本主义因
素，如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证券交易所已有60多年的历史，苏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
军需工业尚由私人主持，军火的购集尚要注意资本家的利润，又如何处置？难道排
斥之以为不算数？我们的答案则是它们仍是资本主义因素，只是，注意这些零星情
事，和我们企图综合资本主义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的着眼不同。希望不因此中的
混淆，颠倒黑白或无中生有。除此之外，我们并无意做字典后面的名学家去计量当
中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