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为汉代群儒之首，尽管他一生做的官不算太大，只到诸侯王之相，但他为思想领袖的地位，不惟举世公认，在身后亦不得动摇。汉武帝刘彻即位不久，就向全国征求人才，求治国之道。董仲舒以贤良脱颖而出，他的三通对策，后来被称为“天人三策”，全盘保留在《汉书》卷56中，使我们得以一睹真容，不致于如有时面对一环缺失的历史，虽竭力推求而仍难得其真实。
董仲舒的思想，不算太复杂，不外乎是建立一个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思想体系，为汉武帝治理天下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得心应手的武器。不过，其逻辑起点及展开过程，此处确实无法涉及，倒不妨从一个别致的角度，略作观看。
今人对董仲舒的3句话比较熟悉。这3句话，加以诟病之人也甚多，但是我们可以重新打量。
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时人斥之为形而上学，否认历史的进步，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这个说法。在我看来，董仲舒不过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犯不着人们兴师动众，大加挞伐。汉人历史知识的广度远逊于今，他根本不能想像科学技术会改变历史。在他们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也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迅疾涌入，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天”原来会变，“道”之变革便成题中应有之义了。
二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今人在商品经济潮流中都主张批判这种观念，树立道德新准则。董仲舒这种将利与义截然分开的思路，固然应该唾弃，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不计较利钝成败、为了目标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否值得人们崇敬而且仿效呢？历史上哪一个伟人不是没有这么一点精神的？
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所以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点，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来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才得以脱颖而出，取得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经典显得珍贵无比。儒家因董仲舒而后贵，这是不易的历史事实。
但是，董仲舒是否就是儒家的功臣？要作肯定的回答仍然不易。清代才华横溢的杭州诗人龚自珍有诗云：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龚自珍说儒家本是学术九家中的一家，而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真理。后代儒家尊荣，儒生的脸皮就厚了。不知古代九家学术哪家遗存最多，有人说儒家亡得最早，这句话又说得如何？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一种学说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它通过回答他人的诘难而宣布自身的存在为正当。假如取消了对立面，事物本身也就完结了。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这些道理在今天人所共知，此处毋庸赘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董仲舒是儒家的功臣，还不如说他是儒家的罪人更为恰当。而且推而广之，我们甚至可以称他是民族的罪人。约翰·密尔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此语真是精当之极，千古难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