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④贫富分化的结果是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商人手里。
到了明朝末期，中国拥有数十万白银的大商人已经颇为常见。王士性在《广志铎》中写道：“平阳、泽(州)、潞(安)富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⑤而拥有此等财力的商人在不久之前仍寥寥无几，被视作巨富。有不少商人的资本已经史无前例地突破百万大关，这在当时的很多文献中均有据可查。例如：万历《歙志·货殖》中记载，“姑论吾邑，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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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朝政府对海上贸易的征税主要有三种形式：水饷征于船商，相当于今日海关所征的“船钞”，以船的容积量为标准，每船不足50两至200两左右不等；陆饷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物进口税，税率较低，申报的进口货物平均税率不足2％；征于东洋吕宋银船的加增饷，万历末年，每船平均携银38000两，需缴银120两，税率约为3％。[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而且不能仅看法定的税率，因为大海商通常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偷税漏税，真正能上缴的贸易税估计只有一两成左右。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3页。
②海上贸易和走私活动具体参见唐力行，1993，第112—125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52页。
③根据学者的估算，当时海外贸易的利润率大约是150％—300％；盐业的利润更为300％—700％。关于海外贸易的利润具体参见林仁川，1987，第270—272页；关于盐业的利润参见李龙潜：“明代盐的开中制度与盐商资本的发展”，《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7—508页。
④[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
⑤[明]王士性：《广志铎》卷三。
之子比比而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盐笑祭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已达百万者”①；万历时期徽商谢肇涮在《五杂俎》中写道：“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商人，其富甚于新安”，苏州潘壁成“大富至百万”②；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说新安大贾“藏赀有至百万者”③。从这些史料我们不难看出，晚明中国中等富商的资本一般为数十万两白银，而拥有百万家产者亦不乏其人。王世贞曾记下严嵩之子严世藩纵论天下富豪的一段言论。在被提及的一十七位全国顶极巨富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均是商人。若再加上其后来提到的年代稍早些的邹望、安国两位无锡商人④，则嘉靖、万历时，全国财力最雄厚的十几个巨富豪门中，大商人已占到七席，而且他们“富可敌国”的程度足以同当时的王公贵族媲美。
伴随着财富的剧增，晚明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商人被列入史籍，纂为族谱、传记、墓志铭之人数，远非前代可比；像张瀚之《商贾记》、汪道昆之《太函集》这样从正面详细记载和描述商人的作品，后世亦不多见⑤。商人地位的改观最主要表现在他们与社会上层的关系以及曾经高高在上的士绅阶层对他们的态度上。巨商富豪凭借经济实力，可与官僚地主“争奇斗艳”。据说大商人邹望在同出任过尚书的官僚顾某发生官司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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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万历《歙志》卷十，《货殖》。
②[明]谢肇涮：《五杂俎》卷四。
③[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八。
④原文为：“严世藩积赀满百万，……尝与所厚屈指天下富豪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者，方居首等。先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五十万……[明]王世贞：《弁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
⑤许涤新、吴承明，2003，第114页；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第36页。
时，竟能凭借财力使郡城内外十里的市民罢市，令衙侩胥役不受顾某之使唤，甚至还令对方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最后顾某不得不感叹“钱能使鬼如此”，并与之言和①。此时的官商大贾已不满足于豪华的居址，他们开始交通官宦，养掖文人；过去仕人不屑与商人结交和联姻的状况也为之改变②。明人董含曾描写道：“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