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③
晚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还可以通过民间对他们的反应以及他们所引导的社会风貌中略见一斑。这些“昔为末富，今为本富”的新兴人物“衣冠游从，照耀市港”④。他们非但不再像昔日那样受到农工阶层和市井小民的贱视，而且一跃成为令其羡慕和效仿的对象。一时间，小民也纷纷“舍本逐末”。明朝末期，中国社会风尚开始被金钱和拥有金钱的商人阶级所主导，时人关于“金令司天，钱神卓地”⑤、“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⑥的描述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社会风气的驱使下，从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奢侈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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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邹号东湖邑之泰伯乡人，会计簿编号六百，米谷数彚储至百万，钱不索而厥，银不匣以室，至柜藏于床前阿堵，零剩物也。曾与顾尚书荣僖公构讼，郡城内外十里，悉令罢市。荣僖在寓，几无菜腐鱼肉以为飧。衙侩胥役叹命不应，钞酒无灵，以餍足于邹者过多也。荣僖讳可学关节图章，金提玉质，系于袖蜕日夕弗离，一日欲致札郡伯，启出视之，一块瓦砾，秘不敢发。明晨再启，绵纸缄识，大书邹望封三字。荣僖警骇曰：吾头可断也，即与之平。钱能使鬼如此。”[明]花村看侍者：《花村谈往》卷二。
②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001，第36页。
③[明]董含：《散冈识略》卷六三，《吴风俗十六则》。
④[明]汤宾尹：《睡庵集》卷二三。
⑤[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二。
⑥[明]吴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一。
在民间日盛，并从商业繁荣、消费人口集中的江南和沿海城市，逐渐推及内地。奢侈之风从侧面反映了商人阶级对社会的影响能力①。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在商业的冲击下，进入了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用黄宗羲的话说，就是一个“天崩地解”之时代，这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上有着普遍的反映。僭礼的浪潮冲击着贱贵有序的社会序列，而不守本分、越礼逾制的行为也屡见不鲜②。
晚明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变迁也可以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提供佐证。针对传统的四民观，明后期儒家思想的核心人物王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人皆可致良知”③；首辅张居正也明确地提出“商农之势若权衡”的观点，倡导既要“省征发已厚农而资商”，又要“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④；何心隐、李贽等人更是有意从思想观念上抬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到邱溶、赵南星、黄宗羲等思想家时，已经形成“工商皆本”的思想⑤。社会思潮往往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如费孝通所说的那样，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其言行之所以被社会所接受，主要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由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罢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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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参见陈学文：“明中叶‘奢能致富’的经济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4期；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一，《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
②具体参见唐力行，1993，第197—199页；张正明，2003，第187—189页。
③[明]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节安方公墓表》。
④[明]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⑤关于晚明商人与近世伦理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具体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知识分子》，1986；另可参见吴承明：“16、17世纪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社会思想变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⑥费孝通：“论师儒”，《皇权与绅权》，1988，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