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相比而言，弗兰克关于中国获得世界银产量的一半的估计或许更接近真实情况④。
中国从世界各地吞噬了如此之多的白银，难怪l638年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用欣羡的口吻赞叹：“中国的国王可以用秘鲁的银条建筑一座宫殿!”另一位曾长期生活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其1630年的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菲利普二世的信中不无忧虑地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⑤此类的文字记载还有很多，它们与明人留下的笔墨相互吻合。何乔远在《闽书》中曾明确说：“西洋诸国金银皆转载于此以通商，故闽多贾吕宋焉”⑥；海澄人张燮的《东西洋考》上也有“东洋吕宋，地无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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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粱方仲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178—179页；林仁川，1987，第380页。
②Barrett,Ward,1990,"WorldBullionFlows,1450—1800",RiseoftheMerchantEmpires:Long-DistanceTradeintheEarlyModernWorld,1350—1750,editedbyJamesD.Trae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pp.224—254.
③VonGlahn,Richard,1996,"MythandRealityofChina'sSeventeenth-CenturyMonetaryCrisis."JournalofEconomicHistory56,No.2(June),pp.429—454.
④弗兰克，2001，第208页。
⑤转自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69，第66—67页。
⑥[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岛夷志》。
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物携来，即有货亦无几”的记载①；再如，郭造卿写道：“东洋则吕宋，其夷佛朗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造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返……吕宋，则单得其银钱。”②对于当时白银在国土上循环不息的流通状况，全汉升的形容可谓贴切，他将晚明中国称作是“银流地上”的社会③。
2．财富的分配和晚明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
突然扩大的海外市场和数额可观的白银流人为晚明中国商人提供了暴富之路。他们“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杂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④。在社会新增财富和海外利润的刺激下，各大商人集团纷纷兴起或壮大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中所提及的商人阶级不包括一般的小商小贩，而主要指那些大海商、盐茶商，以及从事其他国内长途贸易的大商人，他们在性质上类似于16世纪西欧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专业商人”。他们中有的是随着海上贸易而崛起的新兴力量，如以从事海上贸易为主的闽、粤海商；也有主营其他国内长途贸易，兼营或间接参与海外贸易以扩大财富总量的传统商人，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当时主要的大商帮，几乎都参与了对海外白银这一大块财富增量的争夺。由于晚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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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卷七，《饷税考》。
②转自全汉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学报》，1969，第71页。
③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3年12月，第241页。
④[明]李廷机：《报徐石楼》，《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⑤“十大商帮”指徽商、晋商、陕商、江右商、游龙商、宁波商、洞庭商、临清商、闽商、粤商。徽商、晋商、陕商均形成于16世纪早期，闽商、粤商两个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世纪中期，其余最晚不出17世纪前叶。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中国十大商帮》，黄山出版社1993年版。
府为对外贸易制定的税率本来就偏低，逃税现象又层出不穷①，所以来自海外的巨额白银财富尽数落在整个商人阶级的手中②。
海外贸易和国内长途贸易为商人们提供了获取巨额利润的机会③。新增财富的分配导致了人们财产状况的巨大变化和社会地位的快速更迭，商人阶级成为其中最大的赢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一段话颇能反映当时社会日趋两极分化的状况：“出贾既多，士田不重。……至嘉靖末隆庆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