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位学者的上述引文中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太晦涩了，为什么“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呢？道理十分简单，因为当时的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处在殖民地时代，它们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还不是正常的、平等的，它们如何能“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共同的行为准则”呢？所以它们和宗主国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交往自然不能称之为外交；拉丁美洲一部分国家虽然已取得独立，但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依然受到美国等西方列强的严密控制，它们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外交实际上也是不平等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了独立，争得了自己的主权，一大批国际社会的新成员走上了世界舞台，至少在法理上，他们已取得了和昔日的强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由地位相等的主权成员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只是在这种情势下，世界的外交才具有了今天的意义。
因此我们说，真正的外交，世界范围的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还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中国的外交，就其活动方式和活动的实质内容而言，可以溯及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正如前面提到的，当时各诸侯国毕竟形式上还是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之内，而后来也又复归于大一统。因此严格地讲，和今天我们所讲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还不是同样的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和周围少数民族互有征伐，逐渐融合，而和周围一些国家建立的也都是藩属关系，虽然也时有贡使来往，也曾派出使节远赴异乡，但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中国并没有真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国建立交往，因此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多少接近现代意义的西方使节的首次来华是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厄对清朝乾隆皇帝的拜谒。马氏来华实际上是作为殖民主义的先锋光来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探一下虚实，好为今后的殖民侵略作一个铺垫。当时中国政府也把马嘎尔尼看作是愿意臣附中国的英国派来朝贡的。因此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英国，这自然不能算是一次成功的外交
活动。
中国派往外国的第一位使节，是湖南人郭嵩焘。他是清廷的二品大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于1876年12月前往英国，到达那里以后留驻伦敦，成为中国政府派驻外国的首任公使。郭嵩焘在前往英国的途中看到沿途不少地方有中国人在经商谋生，遂于1877年向中央政府打报告，建议在那些华人较多的地方设立中国领事，以保护和管理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清政府批准了郭的建议，在新加坡任命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领事——当地侨商胡璇泽。
西方各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纷纷强行要求向中国派驻使节，懦弱的清朝政府并没有和各国开展平等外交的开放意识，但迫于列强的压力，只好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同意接受各国派驻使节，并把北京东交民巷辟为各国使馆开设之地。最早到中国的外国使节是英国的公使卜鲁斯，他是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抵达北京的。此后法、俄、德、比、意、奥等国也陆续向中国派出了公使。
清朝直至民国，中国虽然以主权国家的地位向其他国家派驻了使节，但由于国力羸弱，无所可恃，因此一直处于屈辱地位。中国的使节们无法在国际场合为维护国家的权益一逞锋芒，而每每受到强国欺侮。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被算作是第三类国家，代表人数被限定为两人。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悲叹道：“我国全团到时，接待应酬之淡薄，列强领袖在会见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视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会议还拒绝讨沦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德奥在中国山东诸特权归还中国的要求，反而把山东问题强加给中国；在会中，中国代表想得到一份有关山东问题方案文本和形成方案的会议纪录的正当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此后30年中，中国也一直处在被压迫被欺侮的地位。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横行霸道，外交上则对中国百般凌辱，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美苏英三国还背着中国，在雅尔塔搞了个秘密协定，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内容为代价，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摆脱了屈辱与软弱的地位，真正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平等的外交，开创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新时代。
当然，现代外交毕竟是从几百年前发展而来的，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历史的痕迹。从一个例子上就可以看出今天的大使与昔日的使节之间的渊源，那就是国书。现在的大使出使另一国，抵达任所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递交国书。所谓国书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大使本国）的国家元首写给另一个国家（大使出使的国家）的国家元首的介绍信，介绍这位大使的身份。其实当今世界各国任命大使的权力并不直接操之于国家元首之手，而往往是由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