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而DIPLOMA的原意本是指折叠的文书，那时宫廷对于一些重要证书性质的文书均采取折叠的办法以示郑重，发给驻外使臣的证明信或特许证也都采取这种折叠的方式。到17世纪，有的文献中对于一些外交公文和条约之类，已开始使用DIPLOMA这个词。到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在书中使用了DIPLOMATIQUE一词，专指有关外交方面的文书和条约。到1796年，英国学者伯克正式使用了DIPLOMACY这个词，用以专指外交。这就是英文“外交”一词的来历。
不过，以上提到的古时候的外交活动和在世界各地各国派出的使节，虽然从事的也可以算作是外交，但是他们一般还都是特使，是专门为某一特别使命而被派往其他国家的使节，和今日各国派出的常驻外交官毕竟还是不大一样。法国学者皮埃尔—米歇尔-埃泽芒说：“至于保持常驻使团的想法则出自意大利诸共和国。当然，首创者是威尼斯人。但是第一个常驻公使团肯定应当从1455年米兰公爵弗朗塞斯科-斯福扎在热那亚建立使团算起。设馆的做法很快流行开。1460年萨伏依公爵向罗马派遣主教代理弗尔塞利为常驻代表。由于去不列颠诸岛路程‘十分遥远又十分艰险’，威尼斯于1496年任命两名侨居伦敦的商人为副大使。于是伦敦、巴黎及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引者注）的王室都接受了意大利、法国派出的大使，其他国家相应效仿。1519年托马斯-博林爵士和韦斯特博士成为向法国国王委派的最初两名大使。至于现代外交体制基础的确立则应归功于弗朗索瓦一世，他向国外派遣越来越多的代表，同德意志诸国、匈牙利、波兰、瑞典以及土耳其苏丹宫廷建立了联系。”
而另一名外交史学家则是这样叙述的：“自从各国在外国首都保持常驻使节成为惯例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常驻使节始于15世纪。后来随着强大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取代封建君主，惯例成为非此不可的了。在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之后，和平往来得到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增多，从而常驻使节的惯例在欧洲得到普及，红衣主教黎塞留在其《政治遗训》中非常出色地从理论上论及了‘常驻谈判团’，这就是现代外交的起端。”
从广义上说，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和印度古时候的外交，以及15、16世纪欧洲各个宫廷之间的外交是相差不大的，它们并不能算作我们今天所讲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因为那时的外交和现代的外交还是有较大区别的。从狭义上说，真正的外交，世界范围的外交，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应当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取得独立，成立了新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登上世界舞台之时，才真正完全出现的。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是在各诸侯国的君王之间展开的，当时还存在着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华夏的帝王。和印度的一些王朝以及西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古希腊的城邦国家相似，诸侯国还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因此它们之间的交往和现代的外交还有着质的区别。
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时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欧洲和美洲各国之间的外交，也主要还是各国君主之间避免战争、瓜分利益的一种折冲凋停的手段。当时有些欧洲国家还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其疆界还时有变化，其政府尚忽起忽倾，它们时而联盟，时而相仇，时而征服，时而独立，几乎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晚了两千多年的翻版。所以那时的外交着重的是刺探宫廷内幕和以言词说动君工。直到上世纪末，一些外交学家还把外交仅仅称作是“谈判的科学或艺术”，“是避免国际关系被武力单独控制的最好手段”，这实际上就是16世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一种总结，是那个时代的外交所导致的必然结论，反过来也证明了那个时代的外交的水平。甚至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欧洲外交方面的论著或历史记载中，看到过有关于欧洲古代的类似中国《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一类著作中那样大量的关于外交活动的丰富、生动、深刻的记载。
第二节现代外交
从本世纪初起，由于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已定型（疆界基本固定，现在存在的国家也都已出现），一些国家的君主制已被抛弃，美国逐步卷入欧洲事务，外交开始发生变化。但当时所谓的外交活动还集中在欧洲，那里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互相争夺——争夺彼此的土地和彼此的殖民地——而交往。那是一种外交。而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之间的交往则又是一种情况。
英国作家亚当-沃森讲过一段遮遮掩掩的话，他在书中讲道：“只是到了本世纪，国家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地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包括不同文化和信仰。这种扩展对外交准则和实践有什么影响呢？孕育了我们全球体系的欧洲外交的发展在于其体系成员间的对话，它们曾经具有几乎相同的文化和历史……”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津津乐道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并没有普遍承认由相同的欧洲文化遗产所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