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某些专门的使命，如谈判和签署和平条约或在圣战结束时交换俘虏，或在宣战之前履行一些手续。但后来，在阿巴希德-卡利佛时期，伊斯兰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开始实行发展友好和平关系的政策，这时，外交自然就日益显得重要，特别在国际贸易方面更是如此。穆斯林国家向一些君主国派出使节从事各种政治、商业、文化、社会和其他事务。法蒂米德和玛姆奴库国王与中亚、东亚以及欧洲国家相互派遣外交使团，并通过其使节谈判订立友好通商条约。
法国学者皮埃尔—尔-埃泽芒也讲述了外交的起源。他说：“自有国际关系起便有外交，可以说，一个民族愿同邻近民族接触之日即为外交诞生之时。”
他提到：“通过使者、骑兵官、信使或其他使者建立关系的做法在古希腊许多自治城邦不胫而走。公元前500年—400年形成某种组织形式，例如‘外国人驿馆’这样一种负责欢迎和接待外国使者的官方旅馆。”
在中国，外交也是一项很古老的事业。1942年周子亚编著、正中书局出版的《外交监督与外交机构》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外交之萌芽，见于吾国史籍者，枚不胜举。《国语》中载：‘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报其德。’墨子曰：‘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晏子《春秋》中有，‘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他若《史记》中‘割其主之地以来外交’，‘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
该书中又说：“至若亚洲之中华，唐虞已创大同之局，春秋敦邦交之礼，战国讲纵横之策，合南北闩纵，联东西曰横，苏秦联六国以抗秦为纵，张仪说六国以事秦为横，三国成鼎足之势，凡如此者，或以诸侯奉天子，等于1871年以前欧洲诸国之敬教皇；或以与国成立均势，类乎1648年欧洲诸国之讲外交，其间之外交机关固有可寻绎者，厥后群雄割据，分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东西魏、五代十国，宋与辽、金。虽其间乍得乍失，或存或亡，国柞之久暂，版图之大小，情势不一，而要皆有外交关系之可言。”
的确，中国人可以举出很多古老的例子来说明，在古老的中国，外交事业已有很充分的开展。
《左传》有一篇“展喜犒师”，讲的是公元前634年，齐国要去讨伐鲁国，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就派了一位特使名叫展喜的，到齐国去慰问齐军，名义上是去犒军，实际上是去谈判，要说服齐国不要来打仗。这位特使能言善辩，说出了一通大道理，果然把齐国的国君说服了，仗因此就没有打起来。
另一篇“吕相绝秦”，讲的是发生在公元前578年的事情。开头就讲道，“晋侯使吕相绝秦”。就是说，晋国的国侯派一个名叫吕相的官员出使秦国，要去向秦国表示要终止盟约。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例见之于《战国策》，其中讲到“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明确地说明是齐国的国君派了使节去问候赵国的王后，因为这位王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后来称孝威后，所以这里称她叫威后。这是中国古时候很有名的一则故事，我们不妨多引用几句：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孝威太后接到了使者送上的“书”——这当然不是国书，而是齐王写来问候致意的书信——没有打开，便先问了三句话，“年成怎么样？老百姓怎么样？国王怎么样？”
这三句话一问，齐国的使者不高兴了。使者不悦曰：“我奉王命前来问候您，您怎么不先问候国王，却先问年成和老百姓呢？您怎么先问低贱者然后才问高贵者呢？”
孝威太后说了一声“不然”，然后给这位使者上了一堂课，讲了一番道理，阐述了民本思想。
这是一篇很有文采和思想的文章，即使到今天也依然足以令人深思和猛省。
《战国策》里当然还有更有名的如关于苏秦、张仪的事迹。前面已经提到，这两个人在战国时代提出的“合纵连横”，至今人们还不时把它当作外交策略的一个例子。苏秦首先用他的一套理论说动了赵国的国王，然后赵王便派他当使者，遍往各国，《战国策》上说的是。“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庭说诸侯之王。”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穿梭”外交了吧？
还有一则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极广、多年来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气节教育题材的事例，那就是苏武牧羊。苏武其实是个奉命出使异国的使者，他一去别国19年，古书上讲他“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人们广为传唱的歌中唱道：“苏武流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
中国后来还向远方的异国派出过使节，如张骞出使西域和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历史事实。
而外交一词的起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中文中“外交”一词的来历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著作中就已经有这一词汇了，如上面提到的《国语》、《墨子》等。
英语中的“外交”DIPLOMACY一词则是于希腊语中的DIPL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