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之后，就是大量的素材整理。这次采访共用了5盘带子，也就是说整整5个小时的素材。于5天的采访来说，这项任务更为艰巨，采访涉及的人很多，有坠楼女孩在病床上的泪述，有她母亲的声泪俱下，有他父亲波折的打官司的讲述和宁愿卖房子、卖地也要讨一个说法的控诉，也有支援律师的愤慨和有关妇女组织的帮助——而这些在采访当中才是轻松的事情，一旦进入后期，他们访问的整理就需要几天时间。
对于我这个没有多大耐性的人来说，如此艰巨而又无聊的事情，真是一种莫大的折磨。老编导们采访回来的素材都是让速记公司的打字员整理的，一盘带子50元的整理费用，我却不敢享受这样的待遇。250元的素材整理费用，用在别处就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买鸡蛋的话，会买100斤，买方便面的话，会有10箱。我鼓励着自己，我整理这些是在用这份枯燥的劳动换取一碗又一碗的鸡蛋面，我在挣取一天又一天的伙食。
有时，我从机房里出来，两眼通红，看着在枝头摇曳的阳光都感觉刺眼。节目中心的外面，有些平民餐馆，做一个上午的笔录后，我会挑一家价钱最为合理的最为低廉的餐馆，要一笼包子，一碗鸡蛋汤。那里就窄窄的一间门面，服务员的白大褂上溅满了污迹，墙壁上也爬满了灰尘。来这里吃饭的人，大都是农民工，或者是当地的平民。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包子的味道好，在里面包包子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朴素，但却干干净净，她一手拿皮，一手盛陷儿的姿势，让我想起我的母亲。
在阴暗的，有几十年房龄的破旧楼房里，居住的父亲和母亲。母亲包饺子时，不也是这样吗？那间住房却并不很容易争取，是父亲几经努力，让单位的各个部门审批之后，把原来三楼的卫生间改造而成的。房间有一个卧室，一个小客厅，我就居住在原本是厨房的房间里，那里只能放下一张床。
而我的父亲，每天需要骑20多里地的自行车去一个偏僻村落的配电所去上班，一天下来，在路上的时候竟然需要两个小时，每个月700元的工资。他毫无怨言，还要给人代言，写了很多议案。
对于有这样生存环境的我来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还有多大的可挑剔的呢？记得刚来学校的时候，我每天早上是不吃饭的，这样每天可以节约一些，中午三块，晚上两块。直到有了一份兼职的工作了，才在生活上有了明显改变，半年多下来，体重居然增加了30多斤。身体越来越健壮了起来。
或许，正是因为此，我性方面的成熟，比其他的孩子要晚很多。先前，对颖颖只是一种很朦胧的而又十分纯洁的一种感情，而现如今，我明显感到我身体里的“力比多”在和我对抗。
特别是当听到卫生间里，有了“哗哗”的流水声时，当颖颖在洗澡的时候，就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让我在房间里，坐卧不安。
奥地利的那个老头弗洛伊德说：“生命的叫喊是从和爱欲的斗争中发出的，毋庸置疑，快乐原则在同力比多——即把这种障碍引入生命的一种力量——的斗争中是作为一种指南为本我服务的。”
他书里的“本我”，又称“伊德”，是最原本的一种冲动。原来这种原本的冲动是，而且必须和他喜爱的异性对象出现之后，才开始膨胀式地到来。以至于到了一种难以遏止的程度。
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狗日的姜涛一定是营养过剩，难以排除“力比多”的压抑，所以，才使“本我”像野兽一样，冲出了“自我”的牢笼，而形成了一种忽视所有一切的“快乐原则”。
性的觉醒是如此可怕，像一头凶猛的野兽，并非像我想象的那样单纯和美好。而留在我记忆当中的一种最初的情感，也无非是儿童时期，小孩的过“家家”的一种花轿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