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曲垂编录者矣。既而扬雄寂寞，
师心典诰，至于童乌稚子，蜀汉诸贤，《太玄》、《法言》，恣加褒赏，虽内举
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云参圣，在于著述，不能忘私，则自
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谢承《汉书》，偏党吴、越，魏收《代史》，盛夸胡塞，
复焉足怪哉？
子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大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氏明、司
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书，小人之史也。其薰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哉？何则？史有固当以好善
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
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
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
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
所记也，喜论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讦以为直，吾无取焉。
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后来
君子，幸为详焉。
昔魏史称朱异有口才，挚虞有笔才，故知喉舌翰墨，其辞本异。而近世作者，
撰彼口语，同诸笔文。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
何相乱之甚乎？
夫载笑立言，名流今古。如马迁《史记》，能成一家；扬雄《太玄》，可传
千载。此则其事尤大，记之于传可也。至于近代则不然。其有雕虫末伎，短才小
说，或为集不过数卷，或著书才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编诸传末。事同《七略》，
巨细必书，斯亦烦之甚者。
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人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
下，民至于今称之。”若汉代青翟、刘舍，位登丞相，而班史无录；姜诗、赵壹，
身止计吏，而谢《书》有传。即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则不然。其有才德阙如，而
位宦通显，史臣载笔，必为立传。其所记也，止具其生前历官，殁后赠谥，若斯
而已矣。虽其间伸以状迹，粗陈一二，幺么恒事，曾何足观。始自伯起《魏书》，
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体。流荡忘归，《史》、《汉》之风，忽焉不嗣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