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
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