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就看谁的定力怎样了。
嘉靖皇帝在那个时代，努力继承了祖先的强权意志：用暴力说话。拥有绝对权力下的绝对暴力。一个国家在此前提下，没有谁不胆战心惊。因为暴力不知什么时候，就降临到头上。特别是大明政府，经历了刘瑾、魏忠贤等先进公仆的太监们，宛如虐待狂一般的美丽折腾之后，皇帝对权力的集中，控制，就更加强烈，统治的手段，也更加极端。
到了嘉靖帝之时，对权力的绝对拥有，是皇帝们的基本梦想。作为一般大臣，在皇帝绝对权力的感召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地位，也不得不看重权力，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谁不遵守网络游戏，谁就率先淘汰。
我们知道，嘉靖皇帝（明世宗）是个随心所欲的人，性情变化无常，几乎没有人能够揣摩其心思。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供职，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笫三分册“明世宗”条下有这样的评说：“（世宗）刚愎自用，用法愈为深刻。”
世宗猜忌、多疑、嗜杀，冷漠。对自已的妻儿、侍婢、臣僚，一概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宫婢之变”。陈先生又说：“盖以多疑之人，行隔绝之政；以高高在上之智为愚，以察察为明之视为暗，则臣道不得不流入脂韦，不得不熟谙世故，不得不但恐抉剔，不得不俯首鞠躬。世宗之信严嵩，此即可推知矣。”
由此可知，大臣们在次前提下，要想把握住自己的人文良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看一则资料：据《春明梦余录》载，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曾说：“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
此言的意思是，当首辅的（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之久）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后果责任，要甘于背黑锅，勇当替罪羊。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其友王维桢曾对他说：“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至尊至重矣。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天子圣明，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难也；事下中书，责应于斯须，得失轻重关焉，二难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闻，廷臣所得闻，远臣又不及知，而拟议转注，易动唇吻，三难也。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王氏存笥稿》卷16）。由此可知，皇帝刚愎如此，臣下之难可想而知。
在此前提下，如果没有超常的智慧，要想在皇帝身边周旋，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老严，经历复杂，综合素养也不错，最起码的，是一个标准的文人，或者知识分子。虽然，文人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不是文人，但二者有同一性。
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为政府培养官员。漫长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官制度史。在此前提下，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就成为一种必然。为了战胜对手，就必须要有非常手段——想方设法取得皇帝的信任，但作为一国之君，起码的智商是健全的，真正闭目视听的皇帝是少之又少的，所以，作为大臣，伴虎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严公仆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窥探到严公仆的自我与社会心理。老严揣摩皇帝心理，至少是成功的，这点，我们可以用如下事例为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世宗宠信严嵩，有如此记载：“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
这段文字，我们可知，严公仆当时对皇帝的基本态度。正是如此，老严才使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对此，世宗心中有数。以至后来，世宗对严嵩多有褒奖。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等。
哪怕是令老严致仕时，世宗还在谕旨里说“嵩小心忠慎，”甚至致仕后的待遇，也比其他首辅优渥，“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此事说明，薄情寡恩的世宗，对严公仆的确不错。
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明白，严公仆之所以如此，与他一心一意忠于皇帝有关，一心一意跟定主子，是做大臣的基本功。这在我们今天，仍然实用。就是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说成是奸臣，实在有些勉强。
当然，我们不否认，严公仆这样做，肯定有他的基本动机，但看完老严的传记，都没有发现，老严有背叛皇帝的任何动机，或者任何言行。这样的人在我们今天，肯定是全民学习的榜样：一心一意跟党走，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政府，最起码也得评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物。但老严对名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在老严看来，只有皇帝，才是生命中的唯一，只有对皇帝忠心，才是生命中唯一的价值。抱着这样的理念，老严在政治腐败不堪的时代，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实在是明智非常的。
这其中，我们不否认，当然有对权力的渴望。但纵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