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几年，如果问我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帝王，我的回答大概不会离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范畴太远。如今我早已明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都有比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丰功伟绩远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的答案也换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不过，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心境——我想的并不是成为历史上的正德，玩一把穿越式的角色扮演；更多的，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对这位浪漫皇帝的深深同情。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年龄很小，虽然《史记》之后正史的逐渐堕落，已经使“性聪颖”之类的评语泛滥于几乎每一篇帝王本纪。不过，正德的聪明，可以从当时许多其他的记述、特别是朝中大臣的笔记中，得以旁证。另外，记述中正德的“清秀隽朗”，也完全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明代帝王画像中得以验证。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隋炀帝笔法，聪明和漂亮，这些并不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优点，无非是为了正文部分的大加鞭笞做些铺垫罢了
相信好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吧，早期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当年那套上中下三本的《上下五千年》。这是极好的书。然而，历史书本身往往最易囿于历史局限，譬如关于正德的那一篇。在描述中，正德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勤政爱民，更不知道居安思危，耽于游乐，以国事为儿戏，先宠信宦官刘瑾、后倚重武人江彬，行事荒唐不经，弄得朝政乌烟瘴气，对股肱良臣的忠言直谏不理不问。这些描述，基本上代表了自当时已降一以贯之对正德皇帝的官方性批判立场；加上对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曲解，给正德扣上的“荒淫”帽子，还有我家附近的“豹房”地名，一幅活脱脱荒唐皇帝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是，正德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拿他的拒谏罪名说起吧，我们得先看看那些“忠言直谏”到底是什么东东。且说正德十六岁即位，少年天子难免有些贪玩，于是，各地的进谏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飞来，作为文官集团领袖的大学士刘健等人，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弄出了一个精装典藏版，以国家兴亡在此一系的郑重态度慎重地呈交给正德皇帝。而这个精装典藏版主要列举了五大罪状：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
二、皇帝在宫内乱转；
三、皇帝去北海划船；
四、皇帝喜欢打猎；
五、皇帝乱吃零食。
在这篇现代人看了难免哑然失笑的五大罪状面前，可怜的正德皇帝俯首认罪，收敛了好一阵子。天性好动的正德毕竟不甘如此，可稍有游猎之举，文官集团马上强势反弹，很快，老臣杨守随上书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
且不论禁中演兵的汉武唐宗和年年围猎的清朝诸帝，足以反驳诸忠臣良弼扣上的“打猎罪”罪名，总体上看这些谏言，已足以反映当时文官集团对皇帝的限制与约束已到了何等厉害的地步——须知正德并不用等待亲政，他们也不是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而由此管窥，正可见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精髓。
中学历史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