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不惜牺牲总理大臣的职位也要阻止康有为进入总理衙门的事情，对于朝野上下都是极为震惊的事情。在这件事上虽说康有为在中国读书人尤其是年轻士子之间的声望非常高，可以用一面旗帜来形容，但是谭延却没有招来一片骂名——中外大部分的报纸都对谭延的辞去总理大臣一职表示了惋惜，同时也认为这样的举动是正确的，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中怎能突然由皇帝的任命来安插一个从来没有为政府工作的人进来？
别人不说，就是谭延自己的总理衙门的生涯，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比得了的，从中书舍人至四品军机后入总理衙门行走，三年才因为甲午善后和与德国谈判得总理大臣之位，这样的资历绝不是康有为所能够比的。
而谭延回到天津正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更是在报纸记者面前直言：在当今中国，主持新政最有资格的人莫过于正在半道上的信任军机大臣张之洞，而绝非是没有一天从政经验的康有为。甚至他认为以《上清帝书》中的“三年强国”而言，面对中国如此复杂的政局，这纯熟一派狂言，没有任何价值！
为了反驳谭延的对维新派的言论，康有为等人在报纸上立刻做出了反击，当然他们推出了帝师翁同，以此来弥补维新派中没有资深从政者作为核心地缺憾。不过作为维新派一面招牌的翁同同样也有一个致命的缺憾——也许是受到哥哥经历的启示。翁家后人入仕之后从来都是走得“高端路线”，他们通过科举之路过关斩将之后，就走翰林一路向上爬，绝对不会跑到地方上去任职，而翁同的官宦生涯中缺地就是地方官的从政经验。现任内阁学士的翁增源也是状元出身，同样也没有地方官经历，可见翁同家族对数十年前发生的那场从天而降的惨祸可谓是刻骨铭心。
若是别人也就罢了，可是康有为他们面对的可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可以折腾的热血沸腾的光绪皇帝，谭延作为北洋的新一代首领和谭钟麟时代地北洋中坚人物，在直隶三省所做的各种改革和惠民政策已经让直隶、山东和以前盗匪横行的河南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模范省。诚然直隶三省和北洋海陆军事力量的提升与朝廷财政与直隶总督衙门的支持有着很大的关联，但是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你有银子就可以干成地。
有银子不算什么，舍得花银子也不算本事，关键是将银子花到点子上。而谭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此。论筹集银子的财路和大手笔的投资，放眼全国还没有人能够和他比肩的，至于会花银子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不会花银子，以现在的造舰成本，恐怕朝廷投下的海军经费根本不可能会组建今天初具规模的北洋海军。就在康有为的各种新政主张还停留在纸面上的时候，在谭延地主持下直隶三省已经建设的有声有色了。尤其是教育，论学堂的数量、质量还是待遇，在全国已经找不出能够相比的第二家来。
张之洞此次进京并没有走传统的水陆，而是乘船至湖北武汉，直接在武汉上火车。这一次张之洞北上可谓是踌躇满志，谭延在天津面对全国记者对自己的辞官和对全国马上就要展开的新政所发的言论，他在武汉下船的时候就由辜鸿铭拿着报纸给他读了。对于谭延说在中国有资格来做这新政首脑唯有张之洞的言论，张之洞本人内心是极为高兴地，殊不知张之洞手里有多少斤两谭延心中是再清楚不过了。
不管慈禧太后心中对张之洞本人的任命是如何打算的，谭延必须都要做最坏的打算——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封建皇权下的政治斗争向来都是腥风血雨地，而晚清地政治也不会独善其身，至少他知道历史上的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为了脱身，可是杀了不少人，这中间不乏昔日曾经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地大牛。
官场险恶是老头子教谭延为官之道的第一首要，就算现在他手握重兵，不过亦要防范政敌狗急跳墙——光绪皇帝连对慈禧太后都敢动刀子，情急之下要了自己的脑袋这绝非玩笑。自己又不是《三国演义》中的那些万人敌的大牛，就算再厉害也不过是一颗子弹的事情。这比光绪的老祖宗康熙灭鳌拜要简单多了。
事实上谭延没有将张之洞非要摆在自己政敌的位子上，节制就节制，自己造反的最低标准十万陆军已经完成，剩下来的事情不过是修修补补扩充一下力量而已，能扩充就扩充。扩充的慢些也无所谓。而像张之洞这样名满天下的名臣进京。反而对于谭延的人身安全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计后果的干掉某个权臣这一般都是光绪皇帝这样的愣头青干的事情，像张之洞这样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老大臣一般不会这么做。张之洞节制自己，自己又何尝不是借着张之洞的老练来保证自己不会被光绪皇帝找个借口引到宫中一颗子弹解决问题？！
从武昌乘火车到天津不过才三天的功夫而已，而伍轩仁坐镇上海，一收到汉阳钢铁厂总经理蔡锡勇关于张之洞从武昌上车前往天津的电报后，他就立刻将张之洞的行踪发送给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作为有着良好合作关系的张之洞，谭延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要隆重的迎接这位大佬——别人也许并不清楚，他心中却很明白，张之洞此次进京拜相可以说是要替换翁同地。而且他是文华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