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两广的革命形势更加高涨。
广州开放非常早。这里地民风相对其他地区要开明的多，革命党在这里开展起义可以说有相当的民众基础。王文韶当初被调走可以说是始于谭延地策划，因为这个王文韶一面有着点头虫的外号。另外又有一个“血手”地狠名，有这么一个人也许会一时放过革命者。总有一次会让他彻底血洗广州，不如赶快将他弄到湖北。
面对广州的日益汹涌的革命形势，曾经大肆杀俘的李鸿章偏偏就手软了——革命党和太平天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也许是出国一次使得李鸿章的思想转变很大，对于两广境内的革命党起义，他也是采取镇压但并不“酷杀”的对应办法。而正是与革命党在两广对峙地李鸿章也从幕僚口中了解到革命党的思想，他在接到孙宝琦上书朝廷立宪的消息后，认为立宪可以弥合这种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遂主张立宪以兵不血刃的平息革命。
谭钟麟可谓是疆臣之中和慈禧太后关系最为密切，而能够左右谭钟麟的政见的，也唯有他的儿子山东巡抚谭延。周馥此时前往谭府贺喜，身上所肩负地使命也是希望能够疏通谭氏父子，使其赞成立宪。对于周馥而言，他相信谭氏父子和其他疆臣都有着同样的利益，尤其是北洋海防时刻要经受外国列强的冲击，日本联合舰队和北洋海军的对峙尤甚。
朝野都相信像日本那样立宪开始变法才能够让中国再次中兴。摆脱被动挨打的命运，谭氏父子如果不想做李鸿章第二，那最稳妥地方式以宪政来抑制皇权，免得再次出现甲午战争前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园子的状况。
周馥带来了李鸿章给谭钟麟的亲笔信，信中洋洋洒洒千余言。大致说国家危及，“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修补无益矣。公今揽天下重点，肩负天下重任，应体察世界之大势。成尊主庇民之大绩……”
谭延从谭钟麟手中接过信件后。如果不是周馥亲手送过来的，他还以为是康有为写来的。当然如果有推翻满清地字眼，那就直接改成孙中山好了。对于李鸿章向变法派转变他早有预料，但是这个转变有些未免大了些，难道说老李在广东受了什么刺激不成？！他可是知道在甲午战争期间孙中山似乎来过直隶总督府——尽管那个人很年轻，但已有了后世画像上地面目。
在李鸿章出国访问期间，清廷设在伦敦的机构秘密逮捕了孙中山，为了营救孙中山而闹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孙中山安然逃脱。谭延不知道“孙中山”地名字才刚起了不到一年，他以前被捕的时候还叫孙文，“孙逸仙”这个名字在海外华人中的名气自从伦敦被捕之后也愈来愈大，开始有些后世的气象。
“周大人，立宪对革命党而言确实有不战而胜，彻底摧毁其根基之效用，但大人也明白京师里面到底是谁当这个家。以她的脾气和禀性，你说这实行宪政可能么？纵然各省督抚齐上书推行宪政，到最后恐怕也未必会真的得偿所愿，老相国可是考虑清楚？！”谭延说道。
周馥明白如果自己无法说服这个年纪可以当自己孙子的谭延，北洋这道关口是迈不过去的，各省督抚之首为唯观直隶，若是直隶总督不肯出头，颐和园里的那位势必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各省督抚之努力皆都付之东流。
周馥苦笑的说道：“谭大人，今时今日之广州已经和几年前完全不同，会党之人皆倾向于革命，街头散发传单者演讲者若是都抓起来，那广州衙门的牢房再多十倍也会被填满。老相国在提审了数人之后，认为这些人无非是受了蛊惑，他们也是为了社稷好，杀之又干天和……幕僚根据这些革命党人的宣传，觉得这和洋人的宪政有着很深的关联，若是朝廷能够采取宪政，则革命党不攻自破，也可防备居心叵测之人从中煽动……”
“周大人，在下也算是您老的晚辈，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说！”
“那晚辈就斗胆说上几句，大人莫要见怪。若是顺耳就听听，若是逆耳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周大人，说起来如果我们抛去身上这身官服。摘掉这顶戴花翎，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这就是反清复明……呵呵，您老也别激动，这话老相国应该不陌生，荣仲华最近碰上翁叔平谈论变法经常就是这么一句话。康南海地变法主张想必周大人一定不会陌生，里面的一些条文确实是好的，就是这样地内容都会在一些人嘴中变成了反清复明，那宪政又该如何呢？！”
周馥听后沉默了，荣仲华就是荣禄。谭延不愿意在京师待着，就怕荣禄当着他的面说这句话，怎么着自己也是个汉人，满汉争执从满清立国开始就纷争不断。若是放在康雍年间，荣禄地这句话不知道要平添多少刀下冤魂，只是现在国家凝聚力远不如那个时代，真正的权力都在地方督抚手中握着，这些督抚封疆大吏又大多都是汉人。这招借刀杀人的威慑力已经远不如以前。
无论你舌翻莲花也好，不可否认在“宪政”的美丽外表至下，对于满清贵族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仅可以兵不血刃的解决革命党的隐患，更可以兵不血刃的从满族权贵手中拿过国家地控制权。说到底还是一个“权力”之争。像满族这样的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