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场着名的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左右，据说是光绪皇帝受到了甲午惨败、胶州湾、旅顺港被占的刺激，“不肯做亡国之君”不顾一切的发动变法。根据前生的记忆和此时谭延为官的经验看来，“不肯做亡国之君”未必是真，“不顾一切”夺回皇帝所拥有的权力才不是假的。
当然这都是谭延的猜测，在这场变法中唯一让人值得称道的是变法派内部到没有出现像熙宁变法那样的内部争权夺利迅速腐化的现象，也许是时间太短的缘故，也许是他们真的很真诚的投入到这场变法当中。
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很少有跳出几千年的皇权治乱循环来看待中国和世界，国外的孙中山算一个，国内还有一个潜伏的天生叛变者——谭延本人。读着四书五经满脑子的伦理纲常的谭延正是因为不信这一套才会按奈住自己躁动的心来平静的面对大清帝国的衰败，他也在海军和陆军振兴过国家力量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更偏于有利于日后自己造反用。
谭延造反的第一理由并非像孙中山那样救国救民，做为一个拥有后世记忆的人自然有改变历史的觉悟，但是在皇权统治下也可以做到这点。不过他不会选择皇权，他既不想做满清贵族的走狗，更不想自己来当皇帝——还是应了曾国藩、李鸿章这样众多历史权臣与皇权玩“恐怖平衡”的游戏，他不想一辈子，更不想自己的子孙继续玩这样的游戏。
自古的皇帝对待国家政事也许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权力都是一个德行。光绪皇帝再怎么想着国家富强，第一考虑的首先是他手中的权力。谭延也曾见过光绪皇帝几面，不过都是很匆忙，而且在慈禧太后面前，小皇帝很少说话，不过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权力欲，尤其是慈禧太后把持大权。一干老臣几乎一边倒的拍太后马屁，像军机大臣刚毅就公然宣称自己是“后党”。
光绪皇帝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痴呆，随着他的年龄一天天长大。对于权力地渴望是十分可怕的。光绪皇帝越是沉默，谭延的心也就越提心吊胆，如果帝后两党发生冲突，谭氏家族必须做出选择，也许谭钟麟会逃避这个问题，但谭延却不得不为此做好准备——这种皇权游戏他看够了，当今地中国已经不是几千年的中国，科技进步已经弭平了地理上的防护圈，自己贫弱的国家已经暴露在各国列强的炮口下。
如果还这么斗下去。爱新觉罗家的子孙是为他们一族而努力，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慈禧太后，弄到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牺牲中国——不过问题是谭延却不想在这个问题沉默下去，他需要足够的武力来支持自己结束这个无聊地游戏。而中国的命运也只有他来掌握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在谭延的授意下，驻守在山东的武卫右军两镇又一混成协地兵营中已经开始大量散发《天演论》等思想进步书籍还有一本《论美国民主》——这是谭延第一次尝试开始在军中培养士兵思想，这么做虽然稍微晚了些，但是他还是对此小心翼翼的逐步推进。《天演论》是公开发行书籍，中间虽然没有“禁语”，但在谭延看来这本书做为思想启蒙教材最合适不过，他需要的是小火将水烧热，而不是一下子将锅烧开。
事实上在这个大变革时代。尽管谭延有意识的将各种思潮隔绝在军营之外，但由于新建陆军中的文化水平还算比较不错，还是有很多进步书籍流进了军营，士兵和军官们都有着不同的想法。北洋武备学堂出身的低级军官对此倒是挺热烈的。而相对于留德士官生跟他们地老大谭延一样对此表现的讳莫如深，一般是不会参与到这种讨论中来的。留德士官生都是谭延一手提拔，他们都去过德国，有的甚至还受到特别地资助前往英国、法国和俄国考察，留德士官生眼中的谭延和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军官中的谭延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谭延有两张面孔。但在萧轩等留德士官生骨干的联手平抑下。都放下了心中地疑问埋头军队建设。
在谭延下发《天演论》之后，留德士官生之间彼此走动明显增多。而谭延也感觉到他地铁杆嫡系的眼中似乎对他多了某种期待，不过他依旧装着看不见，加强第三批新建陆军训练工作。
与前两批不同，这一批新建陆军在人数上一次训练两万六千人——这正好是两个镇地编制，清政府虽然认为新军是国家政权保证的柱石，但却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在全国普练新军，只能够保证北洋陆军的训练成军费用，是以各省陆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南洋张之洞的自强军也不过是扩充到一个混成协的规模，其余还在等待练兵处最后的决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已经更名为京汉铁路的“芦汉铁路”全线竣工，在此之前这条铁路的部分路段已经开始运营。整个京汉铁路总耗资三千八百万两白银，耗费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全线所有的桥梁、车站等全部为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整个工程没有向国外贷过一两银子，这条铁路的建成除了显示中国有能力自己建造施工路段情况复杂的大铁路之外，也揭开了中国铁路史新的一页。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张之洞、王文韶、谭钟麟、乘车视察了整条铁路，宣告京汉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