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县长，说是那么说，可这不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吗应吗？更何况，上海离咱们这里那可是隔着好几千里地呢！”
不用看，吴永成也知道这是他的副县长牛德望的疑问。
嗨，真是个书呆子，怎么这么迂腐呀？！
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是什么时候的政治口号了？还真给搬到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了！
古人云：吃一堑，长一智。可牛德望这位老知识分子，却是经过了那个动荡的岁月，却变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熊样了。
不过，吴永成知道，这也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埋怨牛德望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没有经过过去的那个年代的人，是谁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心情的：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里，的确大大小小的运动，把知识分子们是整惨了，所以至今他们还心有余悸。
“ 牛县长，看来平时你也是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了。”吴永成拿“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知识分子的一句名言，和牛德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个概念，可不能用在这个现象上，国家早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已经给‘星期日工程师’们正名了，这是充分挖掘知识分子的潜能，把他们拥有的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这种事情，对于那些有技术在身的知识分子们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情：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下乡来，即有事情做。还能挣到钱补贴家用。面子上也很好看，要比他们窝在国营单位死不死、活不活的强多了。
至于你说到咱们离上海距离那么远、我们不可能请到那里的工程师来帮忙。嗨，我举那个例子，也不过就是给你们打开思路。咱们梁州地区、省直大企业里，就未必没有咱们所需要地技术人才呀？！何必舍近求远哪？！难道你也认为只有远来地和尚才会念经吗？？！”
牛德望不好意思地脸红了：“对、对、对，还是吴县长想得远。我这个人就爱钻死牛角，把事情想偏了。我这就召集有关部门的同志们落实布置这项工作。这下子。困扰咱们县乡镇企业发展的大难题也就解决了。”
“ 老牛，请那些有技术的能人们，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吴永成叫住了急于离开、准备去落实的牛德望副县长：“你把下面各乡镇企业中。缺乏的技术力量。立个详细地单子，看看我们县到底需要那些专业方面的人才，又可以在省内的那些单位找到。必要地时候。我和岳岚书记也能出面亲自去请人家。招才引智嘛，没有一点三顾茅庐地诚意，哪能引来金凤凰哪？！”
“吴县长，这种事情就由下面个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出面就成了，哪还用劳动你和岳书记的大驾哪？反正。那些技术员们闲着也是闲着，按照你刚才那么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给咱们帮帮忙，就能挣到一笔钱，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情，估计也不费什么手脚。你们领导们每天地大事多着呢，还能顾得上料理这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王平不解地问。
“说是这么说呀，可是咱们J省毕竟是个内陆省份，无论是干部职工，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在思想观念上，和人家那些沿海城市差得远哪！”吴永成感慨地说：“特别是那些有技术的老知识分子们，多少年来养成的正统观念，一时半会儿那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地，你说他们肯放下架子、从人家那上千人、近万人的大厂中出来，来帮助咱们这里小作坊似地乡镇企业吗？
至于说到钱，嘿嘿嘿，君子困穷，安贫乐道，这是咱们老祖宗们几千年来留下的一种所谓的美德。也由此形成了咱们中国人特有的‘金钱铜臭’的思维定势。‘君子不言利’、‘君子耻谈钱’、‘重义轻利’等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干年来传下来的古训。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就有人称钱为阿堵物。这种变态的情结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最典型的就有陶潜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你说，要是让咱们那些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的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去请人家，人家会来吗？所以，有的时候，通过组织出面，反倒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至于你说这些事情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那你这个政府办的主任就更说得不着调了！
目前，咋咱们永明县来说，什么事情是大事哪？发展经济就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是全县所有工作中一切的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都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搞好服务。你别小看现在的这些破破烂烂的小厂子，眼下几年内可能还是不起眼，要是发展好了，那还真说不准会在它们当中，能冒出来那么几个利税过千万的大企业哪！！哈哈哈……”
牛德望和王平也陪着吴永成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不过他们两个人的心中，那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县长，你就吹牛吧，就咱们县的那几个破烂乡镇企业，你还想让它们出几个利税超过千万的大企业，那简直是在做梦！！
吴永成却不是一点信心也没有的，他在前世的时候，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知道了我国服装行业目前唯一的“世界名牌”波司登的“发家史”。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不知道波司登这个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