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关口，叫二线关，关内是市区，关外则大部分是郊区。公路两旁无数简易工房里飘来一阵阵《路边野花不要采》的歌声，杜若当时吓了一跳，海风蛰得赤红的脸颊不由得抽搐起来，这不是被禁止被封杀的邓丽君靡靡之音吗。杜若一年到头在高山大川的铁路线上作巡道工，所受的是铁路半军事化管理，接受的是**思想品德教育，耳听得最多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星照我去战斗》、《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即便是现在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能听到李谷一的《乡恋》、朱逢博的《泉水叮咚响》、李光羲的《我的太阳》等抒情歌曲，那也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至于像一代乐圣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乐中人杰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国内小提琴协奏曲《梁山泊与祝英台》那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为心声，曲为人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所以音乐是有阶级性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文艺更是为大众服务的，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把握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文艺活动中去，是工区乃至路局始终如一的文艺方针。背离了这一原则，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就只能是株大毒草，小邪皮就因为在七十年代收听了《**》播放的邓丽君《何日君再来》而被劳教两年，弄得快三十岁了还跟自己一样是光棍一条。谁还敢听这秾丽**的亡身之音！当杜若深更半夜蜷伏在小旅社的地下室里，忍受着刺鼻难闻的潮湿霉烂的气味，瞧左边挤着的是浑身散发着汗气、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右边挤着的是双脚挥发着臭气、国内政府机构的辞职官员，过道上鼾声四起的挤着一排排来深圳闯世界的青年人。杜若忽然明白，这些人甘愿挤地下室，吃大排档，聚集在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的地方，都是为了同一个梦想而走到一起来的，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而这样无怨无悔。人都有充分发展自己的理性和才华的权利，每个人都生下来平等，都享有某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获得幸福的权利。这里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实行的是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唯一要务，在这里人们能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能生活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社会之中。在这里试字当头，闯字当先，人人敢于实践、勇于探索，只要是金子就能发光，只要是人才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在这里没有那么多的规矩要遵守，没有那么多的习俗要遵从，更没有动辄是压迫心灵的社会舆论，随处是分裂人格的三纲五常，人就是人，物就是物，泾渭分明，各得其所。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和公平竟争的权利，人人都在“自由、平等、友爱”中谋求发展。怪不得红莲要丢下自己只身来这里淘金，怪不得红莲要瞒着家人甘愿来这里做个打工妹。
杜若一步一趋地走到华强北商场门前，这儿是深圳最繁华的一爿处所，临街车马盈门，人头攒动，是有钱的白领，有闲的蓝领，既少钱又少闲的打工仔、打工妹游乐闲逛的地方。杜若两眼发花地靠在檐壁下，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的腹腔直冒酸水，瞧四外流连盘桓的人们，有的悠闲地呷着饮料，有的安恬地端着小吃，肚子里更是如倒海翻江，嗷嗷难抑。红莲究竟在哪里打工，怎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硬是见不到一点踪影，这几天关内的大街小巷，一条一条地寻访遍了，关外的村落鱼庄，一处一处地找寻过了，谁知竟如大海捞针徒劳无功，竟如惊鸿去后杳无踪迹。得想个办法填饱肚子了，否则再这样粒米未进地寻找下去，人没找着，自己倒先饿趴下了。杜若忧形于色地仰面思忖了好一会儿，又一一自我否定地撇嘴摇了摇头，忽然街过角一个伏在滑轮木板上的残疾人吸引了他的目光，只见他一手推着滑轮，一手用粉笔在地上写美术字，身边的搪瓷缸里不时有人一角、二角地往里扔钱。杜若眼中一亮，低头看了下手中的画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千闻不如一见，这不是任燕说的，守着金山没饭吃吗。他可以街头替人画像呀，邮局打长途电话按秒计费，照相馆照相三、五块钱一张，这里如过江之鲫的聚拢着全国各地的打工人员，谁不是一年半载的难得回一趟家，谁不是日思夜想的挂念着家里的亲人。只要找几张相纸，弄几支画笔，写个告示，摆个摊儿，就一定能挣上个百儿八十的，还愁几顿饭钱。
杜若兴冲冲地起身就往对街文具商店走去，谁知店主是个一毛不拔的瓷公**。杜若涨红着脸，急急巴巴的话还没有说完，头就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乜斜着眼一口拒绝。杜若心犹不甘，匆忙打开手中的画作，店主漫不经心地䁖一眼，嘴角浮着一缕讥笑，头又像兔儿爷似的摇个不停。杜若情急之下，慌忙撸下腕上的金表，店主犹犹豫豫地接过，百般狐疑的对着日光灯瞧下表的成色，又贴着耳根听下表的走声，这才勉为其难的从货架上取下纸张和笔墨。然而当杜若铺开白纸，笔走龙蛇地写出四个大字，店主面色一变，新奇不已地走到杜若的身后，瞧杜若行书不像行书、草书不像草书，满纸铁画银钩的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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