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朋友以前叫我买的呀。”“噢！”我总算松了口气。不一会儿工夫，疑团又冒了上来：“可是谁知道她是不是事先就跟那个女人约好，而且想好这个借口到时候来支开安德烈的呢？” 再说，难道我能肯定先前的假设（安德烈对我说的都是真话）就一定是对的吗？安德烈没准也是跟阿尔贝蒂娜串通一气的呢。
爱情这东西，我在巴尔贝克那会儿常这么想，无非就是我们对某位一举一动都似乎会引起我们嫉妒的女士的感情。我总觉着，如果对方能把事情都对你和盘托出，讲个明白，也许是不费什么力就能把你的相思病给治好的。而受难的这一位，无论他怎样巧妙地想把心头的妒意瞒过别人，发难的那一位总会很快就一目了然，而且反过来玩得更巧妙。她故意把我们引向会遭遇不幸的歧路，这在她是轻而易举的，因为这一位本来就毫无提防，又怎么能从小小的一句话里听出其中包藏的弥天大谎来呢？我们根本听不出这句话跟别的话有什么不同：说的人悬着颗心，听的人却没在意。事过之后，当我们独自静思，回想起这句话的时候，会觉着这句话似乎跟事实不大对得上头。然而，到那时我们还记得清这句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吗？思绪转到这上头，而又牵涉到记忆的准确性的当日，脑子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种类似于记不清门有没有关好的疑窦，碰到有些神经过敏的场合，我们是会记不起有没有把门关好的，即便回头看过五十次了，照样还是这样。你甚至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某个动作，却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确切而洒脱的记忆。要说关门，至少我们还可以再去关第五十一次，可是那句叫人不放心的话，却已属于过去，听觉上存留的疑窦，并非我们自己所能消释的。于是，我们打起精神再去想她还说过些什么，结果又发觉那都是些无伤大雅的话；唯一的药方——可我们又不愿意服这帖药 ——就是什么都不去追究，打消弄个水落石出的念头。
嫉妒之情一旦被发现之后，作为其目标的那位女士就认为那是对她的不信任，因而她骗别人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了。何况，当我们执意想知道一桩事情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起的头去撒谎骗人的。安德烈和埃梅答应过我什么都不说的，结果怎么样呢？布洛克，他自然没什么好答应的，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而阿尔贝蒂娜，她只要跟这三位中间任何一位聊会儿天，照圣卢的说法就是取得一点“旁证”，就会发现我说的不过问她的行动以及根本不可能让人去监视她云云，全是些谎话。于是，在我惯常的关于阿尔贝蒂娜的那种无休无止的疑虑——这些疑虑过于飘忽不定，所以并不使我真的感到痛苦，它们之于嫉妒犹如忘却之于忧伤，当一个人开始忘却时，无形之中就觉得好过些了——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从安德烈方才向我报告的某个片段中又冒出的那些新问题；跋涉于这片在我周围绵延伸展的广漠区域，我的所获只不过是把那不可知的东西推得更远些罢了，而对我们来说，当我力求要对那不可知的对象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时，我们会依稀感觉到那就是另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阿尔贝蒂娜一则出于谨慎，二则似乎是要让我有充裕的时间（她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吗？）来了解情况，所以呆在自己房间里磨磨蹭蹭地换了好半天的衣服，我就趁这工夫继续询问安德烈。
“我想阿尔贝蒂娜的姨夫和姨妈都挺喜欢我，”我冒冒失失地对安德烈说了这么一句，忘了考虑她的性格。顿时只见她那凝脂似的脸蛋变了样，就象一瓶糖浆给搅过似的；满脸的阴云仿佛再也不会消散。嘴角也挂了下来。我初到巴尔贝克那年，她不顾自己的虚弱，也象那帮女友一样向我展示的那种神采飞扬的青春欢乐气息，现在（说实在的，安德烈从那以后也长了好几岁）居然那么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变得荡然无存了。但我在安德烈就要回家吃晚饭前无意间说的一句话，却又使它重现了光采。“今天有人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地夸您呢，”我对她说。顿时她的目光变得神采奕奕、充满欢乐了，从她的神情可以看出她确实很爱我。她避开我的目光，睁大两只霎时间变得异常明亮的眼睛，笑容可掬地望着一个什么地方。“是谁？”她带着率真而急切的表情问道。我告诉了她这人的名字，不管这人是谁，她都感到欣喜万分。
到该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她跟我分了手。阿尔贝蒂娜走进我的屋里；她已经换好衣服，穿了一件漂亮的睡袍，关于这种中国双绉长裙或日本睡袍，我曾向德· 盖尔芒特夫人咨询过，其中某些进一步的细节还承斯万夫人来信指点过，信是这么开头的：“睽违多时，顷接见询tea－gown①来信，大有恍如隔世之感。” 阿尔贝蒂娜脚上穿一双饰有钻石的黑鞋子，这双被火冒三丈的弗朗索瓦丝斥之为木拖鞋的便鞋，就是阿尔贝蒂娜隔着窗户瞧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晚上在家穿的那种，稍过些时候，阿尔贝蒂娜又穿上了高跟拖鞋，有几双是山羊皮烫金面的，另几双是栗鼠皮面的，瞧着这些鞋子，我觉得心里暖乎乎的，因为它们是一种标帜（别的鞋子就并非如此了），表明她是住在我的家里。有些东西，比如说那只挺漂亮的金戒指不是我给她买的。我很欣赏那上面刻着的一头展开翅膀的鹰。“这是姨妈送我的，”她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