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此时唯一能借助的外力，我们发现它的力量太大了，为此我们决定与政府抗衡下去。
我们决定北上北京，请求北京能给个说法。可是到了火车站，我们就被跟踪了。在候车室，湖光住建局的同志我们，说不要去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回去慢慢谈吧。我们没有同意，他们就不允许我们走了。
我们打了“110”，机场派出所的人来了，将我姐妹俩请进了办公室。此时办公室坐着一个有派头的人物，好像是个大干部，后来听介绍，是湖光县的盛县长，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对我们说，你们要理智，没有必要把事情搞大搞糟，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好了。
我们说，我们还是要去北京，但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走。我俩甚至不能自由地上洗手间。他们派俩女的跟着我们，开始甚至我上厕所的时候都不让关门。我们是又恐惧又愤怒，将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由于惊吓过度，我浑身很软，瘫坐在厕所的地上，喝了一点水后，还是觉得热得喘不过气来。
于是我们开始在厕所里求助这两天采访过我们的媒体记者，这时，一场网络直播，通过我俩的转述，经由记者在微博上开始发布。近40分钟后，湖光县政府派人开始敲洗手间的门。
也就是在此之后，我开通了自己的微博，把自己家的信息及时公布，这个微博很快成为我家的信息发布平台。等求助的一位记者赶到车站后，我们才敢开门走出来，在车站的一个茶座休息。
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明天上午十点，我家、政府以及三家媒体的记者一起参加谈判。当时淮州市的信访局局长也在场，我们认为这是真的。他们还让我们尽快确定好人员，好安排会议室。
晚上，我小弟接到媒体记者打来的电话，说明天的谈判他们都去不了。
我们在疑惑记者们为什么不来了，估计是湖光县委县政府做了工作。在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的时候，惊恐伴随着夜晚来临了。
调查组的几位被章家的故事感染了，一个个聚精会神的听着。赵亮亮也没心思动余捷的念头了。
章琴回忆道：“我们躲着小旅馆里，但他们神通广大，总能知道我们在哪儿。晚上我和妹妹还没回去，就接到小弟的电话，让我们不要回去，说政府的人在敲门。半夜两点，小妹刚睡下不久，手机响了，她很害怕，挂掉后，另一个手机马上又响了。小妹吓得抖了起来，她爬起来从猫眼往外望，没看到人，过了3分钟，听到门外有个男人的咳嗽了一声。
一夜惊魂未定。第二天晚上，我被单独叫去谈一谈关于政策上的问题。我问，你们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他们说，这个事情很麻烦，不能让记者介入。我又问，你们是不是不喜欢白天做事，喜欢晚上做事？对方说，我们白天很忙。
凌晨，我们接到医院打来的病危电话，赶到医院不过15分钟，父亲就不幸辞世了。
在万般无奈下，我们在自己家里设立了灵堂，门口请人写了一副白纸黑字的对联，“晴天霹雳天上掉下大祸，党和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横批是“天怒人怒”。我把它拍成照片发到了网上。
伴随着老人去世的，是新一轮的惊恐。
章红回忆，我爸去世时，脸还是肿的，一点都没有消。医生让我们不要哭，他们说你妈明天还要做手术，难道你们要让她听到吗？我们几人不得不装出父亲还在的样子，时不时跑到隔壁去问候。医生让我们马上决定，究竟是把尸体推进医院的太平间，还是送到市殡仪馆。
我们商量一定要拿到一个死亡证明书，说清死因是什么。我跑去找医生，但死亡证明书必须有主治医生签字才行，最早也要等到早上8点医生上班。我们商量，没有死亡证明书，坚决不能送到殡仪馆去。虽然医院的太平间又脏，又没有灯，还有老鼠，但我们还是决定先把尸体推进太平间。
还在我们商量时后，殡仪馆的车竟然到了。一个人从车子上下来说，这个单子谁来要填一下。我问他，什么单子，谁叫你们来的？我们不要去殡仪馆，我们就要在这里。
我们还在追问中，抬尸体的担架已经被放在地上，医院的那辆手推车被人推走了。忽然上来20多个人，有湖光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在旁边左右指来指去。我们姐弟三人都趴在地上护住父亲的担架，但无奈对方人多势众，他们上来把我们拉开，争抢中父亲的尸体都掉到地上了，家人的鞋子也全部瞬间不见了。
王维和问，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抢尸体？他们是不是要把尸体拉去火化？
章红说，尸体被抢走后，来抢尸体的人和车迅速撤离了。茫然中，我看到了湖光县长正准备坐车离开，就拼命地追上刚启动的车子，使劲敲窗户，其他人这时也赶了上来，在医院门口截住了这辆车。县长摇下车窗，我就顺势把头伸进去，防止他开车走掉。我骂他，你怎么这么没人性，上次你来，我们还求你，这次你竟然来抢尸体了。我的头在这里，你拿去，要杀就快点来！
这时候，湖光县公安局一副局长带着20多个人冲了过来。他们一过来就喊，救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