壤上，他们承袭了淳朴、善良的民族传统美德。可惜，历史和命运对这些“好人”并不宽厚，它并不想给予他们更多的做人的力量和智慧。因而，这些人的善良和淳朴只能带给自己同类一点点毫无实际作用的精神慰藉。当面对着强权威势的时候，这种性格特点却变成了受骗时的虔诚和受辱后的健忘了。尽管后来在吴石宕和雷家寨的人们揭竿起义的时候，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喊出要拥戴一位“不想作皇帝的人”为领袖。但是，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位首领刚刚举旗造反时就明确地提出，未来的拼杀鏖战就是为他一个人要做皇帝。即使他真的不想做皇帝，在那样一个族文化背景下，也不可能彻底改变他的拥戴者的命运。作者通过刘保义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已经明晰地阐述了这一点。笔者只读到《括苍山恩仇记》的第三本，但吴石宕人的结局已见端倪。这场起义的首领之一吴立本的“老主意”已经展示出这一点。吴立本确实是“不想做官当皇帝”的，然而，他也并不想“一条道儿走到黑”。他以为“只要把林炳斗倒，把金太爷撵走，仇人和赃官都没有了，天下自然太平，造反也就到头了”。正是由于作者深切地感应了历史的风雨，对历次农民起义有着一种趋于理性的认识，才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文化的观照。在歌颂这场抗暴起义的同时，损害了山民们精神上的负累和心理上的障碍，进而引领人们从宏观的角度窥探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看得出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作者的理性意识世界中并不清晰。但是，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和体味，驱使他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注进了这种鲜活的生命汁液。从某个角度说，这就是我们或许也是作者所理解的历史真实。毋庸置疑，历史作品的真实性确实要建立在对史料典籍的大量把握上。也许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校旱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史学家把握历史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当代意识的发展，使历史不再以编年史的面目而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光彩。史学家的任务也不仅是对过去的复述，而是要使过去“复活”（《人论》）。历史学是能动的科学，它本身也是把一些零乱的碎片重新熔合，浇铸成新生命样态。在此之中，我们如果探究一些它的思维程序，就会发展在给定事实的基础上，史学家也发挥了创造性的想象，才得以建构出这幅特殊的科学的图画。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历史文学的真实性，就不会把这个问题限制在过分狭隘的层次上。把文学真实性定义为与史实相一致，这种解答不仅不令人满意，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的真实应当包含着理解的真实。因为当我们说到史实时，我们已不可能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了。我们直接感觉的材料已经经过前人思考的过滤。所以尊重史实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把握，也在于对前人判断力的分析。艺术中的真实性，更是有着不同层次的内涵。无论人们怎样自诩为尊重史实，他笔下的事件与人物也早已剔除了与他的审美需求所不相干的诸种因素。他心目中的过去，无疑是在人们今天的审美理想观照下重建的过去。长期以来，对史实和虚构如何配方，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争论，对于创作本身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那种把自己定为一尊，希望这个领域的创作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演绎的“文霸”习气，是理论上一种可怕的自我倒退现象。在创作问题上，即使是托尔斯泰、曹雪芹再世，也无法按照他们的模式进行硬性统一的规定，还是要尊重作家本身在艺术上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就基本上尊重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肯定了作者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超越，并不是说《括苍山恩仇记》在诸方面都应当受到肯定。它的弱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作者的创作观念还需要更新突破。这种弱点突出地表现在前两部对人物的审美评价中。作品前两部成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们体味作者当时的创作心态。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内心沉积的苦痛注入到了人物的身上。可惜在这方面他太“入境”了，却缺少了理性的思索。因而，对刘保安、吴本良等正面人物身上的弱点表现不足，寄予的同情太多。对这些人物的审美评判并没有超越人物本身的思想境界，这就使作品缺乏当代意识，也落入了一般写农民起义作品单一模式的窠臼。
再有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缺乏厚度。特别是对刘保安、吴本良等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性格的多面性，表现得不够充分。历史人物的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心理构成。历史的客观事实中的诸种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影响着、作用着人本身，并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在个体的反映机构中保存下来，固定下来，构成历史人物一定的态度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当时战事频仍，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世相，足以使人们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的性格内涵。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林炳这个人物写得比较好。虽然他的性格基调是以恶为主的，但作品并没有一箭及的，而是开始写他并不能体察金太爷的好色之心，以此来表现他当时还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财主少爷。进而，步步深入，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