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接到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部大书稿，大家怎能不惊异万分！
文坛已萧条了十余年，许多知名作家还没能彻底摆脱困境，哪有情绪写这样的大部头！
再看作者，楼兴蠲，一个从未在文坛露过面的人物，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作者，突然从天而降，展示如此浩大的工程，莫非又有文曲星下凡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审读和编辑这样一部巨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长，不可能一口气读完，要理清结构，了解书中人物，恐怕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无名作者，一动手就写这么长的稿子，怕不会太成熟，无论分给谁，一时都难腾出手审读它。所以一直摆在黄伊对面一位编辑的案头。黄伊也曾翻开看了看，是用章回体写的，心里一动。因为，他历来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对通俗校旱尤其感兴趣。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扫黄，他专管过一阵通俗校旱，并一举挤垮了黄色书刊市场。但他不好主动要求看它，且看室内如何处置。
室内不少同事也很注意这部百万字巨作，不断有人翻阅。一回，一位编辑看了几章后说：“是部有趣的书，如果在香港，一定会出版，并且畅销。”言下之意，这种书在大陆是不好出版的。
黄伊也去看那几章，觉得问题并不太严重，因而对那位接手这部稿子的编辑说：“这部稿子，如果想退，请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官员，年龄却最长，编龄也最长，大家都尊重他，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
过了好长时间，室内召集几个翻过这部稿子的编辑开会，表决对这部稿子的取舍。黄伊静候表态。不料，四位看过稿子的人，两位同意接受，两位主张退稿，二比二，主任也难裁决。问黄伊如何看法。黄伊说：“我站在接受的一方。反对接受的同志的理由是，稿子里有性描写场面。我以为，只要内容健康，可读性强，就应接受出版；性描写如不适当，可以建议作者删去嘛。”结果二比三，书稿就留住了。
稿子交谁处理？室领导稍加权衡，决定交给黄伊处理。
黄伊早就想再组织一些通俗校旱了，可社会上所见的通俗校旱太不理想，不是文字粗劣，就是内容庸俗，正约不到雅俗共赏的好稿子，就欣然接过了这部稿子。
审读这样大部头作品，一定要格外细心留神，最好一气读完；如间隔时间太长，可能会把编辑的整体注意力割裂成碎片，以致难以掌握作者的完整思路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总之，要花很长时间。作者显然是一株文学新苗，又初发于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其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致函说明，请他耐心等待。
与作者的通信，总不那么顺利，每封信往往拖很长时间。而回信的笔迹，行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时常变换。黄伊觉得奇怪，难道此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从全书一百多万字看，又不像是二人以上的合作产物。这中间必有蹊跷。于是坦诚相问，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编辑部会保护作家权益的。
作者这才坦直相告。
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吴越，楼兴蠲是他的妻子。之所以署妻子的名字，说起来话长，而根源则在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干扰。
作者一再声称，他初次写校旱，知识不足，等等，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语文基础相当丰厚，历史知识渊博，是位有血性的学者。书中还专写了一章清朝末年文字拼音化运动的故事，以纪念“当年那些苦心孤指、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一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语文改革的可爱的疯子们”，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一般等闲人物。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作者身陷牢狱。在劳改农场期间，他以超常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写他心中的故事。他在一封信里说：“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校旱，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显然，作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未忘却一个战士的责任。这风险就更大了，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能够坚持下来，写完这部书稿，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昏暗持一种藐视的态度，严寒至酷，春将不远，黑夜至深，黎明将至，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就把书稿投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那时候，他的冤案还未昭雪，原单位或劳改农场对他的写作能否理解和认可还难以揣度，所以寄稿不得不借用妻子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不投给更有权威的专业文艺出版社，这不能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扶植青年作家和初登文坛的新苗为己任的一贯作风有关。同时，黄伊向许多作家报春、呼唤，已传遍东南西北，也大有关系。
其实，吴越把稿子寄到中青社之前，也曾寄希望于自己家乡的出版社，但是稿子投寄了去，不久就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还在劳改农场里。而黄伊同情弱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