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

其稿，加上密密麻麻的草稿，摞起来有好几尺高，总字数绝对超过六百万，最后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的稿子，都是用这种“卷烟纸”誊清并用双线装订成册的，可以想见一共用了多少纸。没有朋友们的支持，连稿纸都买不起的“作家”，怎么写稿哇！

    我的校旱既然要以浙江缙云为背景，有关缙云的历史、地理，就必须如实描写。我虽然在缙云生活了八年之久，但究竟是我六岁到十四岁的少年时代，以后再也没有到缙云去过，许多故事，难免遗忘了或者模糊了。为了印证这些故事，并继续搜集创作素材，我决心去一趟缙云。

    自从六六年八月我父亲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以后，我母亲孤身一人，第一没有收入，第二眼睛失明，无法生活，已经由我大姐接到缙云乡下去住了。但是我们劳改职工没有探亲假，要回家探亲，只能有急事才能请事假，车旅费当然不能报销。而我一个月只有三十二元生活费，要攒下一二百元的旅费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节衣缩食，一年以后，总算攒够了来回的路费。于是在1975年2月，我请大姐夫给我发了个“母病危速归”的假电报，请事假二十天，到了一趟缙云县。

    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到缙云县了。这一趟探亲之行，我办了三件大事：第一看望了阔别多年老母，第二核实、搜集了许多写作素材，第三意外地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儿——我现在的妻子楼兴蠲。

    关于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说起来实在太长，好在我已经写成了一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回忆录《二劳改和女人们》，不久即将出版，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几句。

    我回缙云期间，偶然的机会由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叫楼兴蠲的大姑娘。她原是缙云县新建区粮食管理所的营业员，“文革”初期，两派武斗，银行关门，她怕抽屉里当天收入的现金和粮票被抢，偷偷儿地装进书包里，拿回家去藏在大梁上，武斗结束，一分不少地拿了回来。这样一件保护现款有功的事情，仅仅因为对立派掌权而被打成“非法转移现金”，加上她对近似于封建仪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十分反感，经常逃避，做仪式的时候，不是上厕所，就是去洗衣服，为此又被打成“对毛主席不忠”，二罪并罚，把她“下放农村锻炼”处理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区食品站当临时工，一个月二十七块钱，穷得床上连张床单都没有。当时她已经三十五岁，但是下了决心，“文革”不结束，冤案不平反，绝不结婚。

    我们同病相怜，一见钟情。这时候我的《括苍山恩仇记》第一卷八十万字已经杀青，我回到农场以后，就抄出一份儿来寄给她看。她赏识我的才华，对我写的校旱非常称赞。也是凭着这部稿子，她对我有所了解，有所同情，并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我保存原稿。——也就是说，她决心上我这辆车，要与我“同呼吸，共命运”了。

    我秘密从事写作活动，有一个队长似乎是知道的。他姓焦，名如棕，外号“焦大炮”。此人文化不高，性格粗鲁，脾气火爆，遇到不如心的事情，张嘴就骂，动手就打，小流氓们特别怕他，但不知为什么对我却很客气，从来没有给我看过脸色。据说他是红小鬼出身，原来是中南海的机要通信员，经常往来于毛刘周朱之间。他爱人则在收发室当收发。有一天两口子为什么事情戗戗了起来，他拔枪就给了老婆一枪，打中了她的大腿。为此不但失去了老婆和党籍，从此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一律不许带枪，他也不许再在中南海呆下去了，被发配到劳改农场来管劳改。早期的官儿比现在大得多，一次次发火吵架打人犯错误，官儿也就越当越小。如今只落得当一个管生产的中队长，而他对于苹果、葡萄的栽培管理，也确实真有一套。

    我说他也许知道我在写校旱，是因为有一次他偶然地露了这么一句：“我这一生经历过的事情，要是让你这个会写校旱的写出来，准保比现在任何一部校旱都生动。”

    但我唯唯不置可否。你不挑明，我也不承认，省得自找麻烦。

    1976年8月唐山地震，清河农场离震中只有五十公里，全场一共死了五百多人，房屋倒了一大半。我幸亏睡觉警醒，逃得快，如果再慢十几秒钟，也被砸死在房间里了。这以后，大家都住在窝棚里。焦队长不知出于有意或出于无意，忽然调我到远离居民点一里地之外的一个水泵房去看守、管理二十几亩大白菜。用农场的话说，这是一宗“滋润活儿”，只要每隔若干天在白菜地里撒点儿化肥，合上电闸，让清水流进菜地里，就什么也不用管了。其余时间，一个人住在水泵房里，只要不藏浪女人，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来管我。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于是这座四野无人的五平方米小屋，在水泵上搭一块木板，就成了我的专用创作室，三更灯火五更鸡，一任想象的小鸟儿在广阔的天地中自由地翱翔。

    焦队长这样安排，是特殊照顾，还是仅仅因为我老实，相信我单独居住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