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苍山恩仇记

    一个成功的人背后，都有几个支持者、协助者，我也不例外。

    1974年深秋的一天中午，我正沉浸在自己编造的故事当中，坐在田埂上低着脑袋只顾写写写，冷不防背后传来嘶哑的一声：“写什么呐，这样认真？”

    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凉了半截儿：站在我背后的，是中队宣传员赵植林。

    劳改农场的中队宣传员，尽管也是我们同类，却是最最靠近政府的积极分子，负责组织大批判、讲用会、出墙报、演节目等等“宣传口”的工作，当然是脱产的，最多协助统计员做做丈量土方、过秤验收之类的事情。因此凡是当上了宣传员的，绝对是队里的红人、队长的亲信。这个赵植林，来头更其大：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深造的留学生，回国后在交通部工作。五七年反右的时候他在苏联，没赶上当右派，却在六○年当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被送到劳改农场来了。他能歌善舞，能写会算（上大学读的是数学系），全大队集合开会，总是由他指挥。他出任宣传员，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我与他之间，从来没有矛盾和冲突，我脾气好，人缘儿好，遵守一切纪律制度，从来不吵嘴打架，更没有当过批判对象，仅仅因为宣传员是“接近官方人士”，对他“敬鬼神而远之”而已。

    这可真是当场人赃俱获，要躲要藏，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想到横祸会来得这么快。事情既然已经败露，我也不加隐瞒，直认我在写校旱。当然要在积极意义上大做文章，说我描写的是清代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不料赵宣传员对此大感兴趣，当时就把草稿拿过去看。可惜我的字迹太潦草了，无法卒读。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有声有色地读给他听。那天我写的正是师兄弟校场比武那一章，我读得唾沫星儿四溅，眉飞色舞，他听得一节而三叹，频频点头，称赞不已，鼓励我好好儿写下去。我不知他是真是假，赧颜相求，要他为我保密，他连说：“放心，放心，这个我知道。”

    从那天以后，他倒是真的常常到我的责任区来看我的“下文”，而且以他“莫大”新闻系的高造诣为我推敲情节，斟酌字句，指点迷津。渐渐地我相信他不会故意害我了，就把自己的写作计划约略向他透露一二。他听后也没讥笑我的不自量力，反而一再打气，表示要帮助我完成预订的计划。果然，以后每逢星期假日，他就把我倒锁在属于宣传员管理的放锣鼓、道具、语录牌之类的仓库里。我用一只箩筐反过来当凳子，用三只箩筐摞起来再架上一块语录牌当桌子，开始把我在田边地角涂涂改改潦潦草草写成的稿子加以誊清。到了晚上，则用一顶棉帽子把自制的土台灯罩住，只留脸盆大一块亮光照在语录牌上，窗户外面，根本看不出屋子里有人。到了冬天，仓库里没有火，冷得要命，就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写。一坐三四个小时，等到站起来的时候，往往连路都不会走了——脚冻僵了。

    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每天晚上的读报、讨论，只要指导员不坐镇，人们照例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气，照例由我在记录本上杜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发言记录，反正指导员的那点儿文化，也只能看看发言者的名字，看看发言记录的长短，并不真看内容。于是，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除了半个小时用来编造发言记录之外，其余时间，就都是我的“创作时间”了。外人看起来，发言的很踊跃，记录的也很认真。

    这些情况，班里的人当然都知道的。这就叫“瞒上不瞒下”。有几个对校旱感兴趣的，我写一章，他们看一章，成了我这部校旱的最早读者。

    写稿要用纸笔。我写《括苍山》的时候，用的是一支四角六分钱买的最最便宜的自来水笔，而且一直用到我落实政策之后。在劳改农场倒不是买不到稿纸，而是我买不起。当时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三十二元钱，衣食住行加上返浙探亲的路费和给老婆孩子买东西的钱都从这里面出，一个月的伙食费只能控制在十五元钱以内，要我每月拿出三五元钱来买稿纸，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好在劳改队的供应站有一种芦苇造的极薄的纸，名称虽然叫做“办公纸”，而且我们从队部领来写检举揭发材料或年终总结之类，也的确用的斗士这种纸，但我相信除了劳改队之外，是没有几个机关单位用这种纸办公的。供应站供应这种纸，主要是给劳改犯卷烟炮。

    当时社会上香烟是“计划供应”的，当然不供应劳改犯。在劳改队里要抽烟，只能买叶子烟，也就是干了的烟叶，揉碎了，用一条二指宽的纸条卷一个“喇叭筒”，把碎烟末装进去，再把口子拧紧，一支烟就“生产”出来了。

    卷烟炮的纸叫做“炮皮”，供应站每人每月三大张。每一大张裁成八开再对折，就是十六开大小，写草稿每面可写两千来字，誊清稿在下面衬上20×25的格子，每面可写五百字。

    即便我打草稿用废纸，单是誊清稿，每月供应的三大张纸，也只能写两万四千字。这当然是绝对不够的。好在中队里并不是人人都抽烟，我就动员哪些不抽烟的人，每月登记买日用品的时候，也都登记买三张纸，供我写稿之用。《括苍山》初稿一百八十万字，三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