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言；“儒家”孔子、孟子、苟子言兵，为人知见，苟子还有专门的兵学著作《议兵》等；“道家”老子、庄子也尝言兵，《老子》一书被人视为“兵书”，并为历代“言兵者师之”；“墨家”墨子主“兼爱”、“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其《城守各篇》则是“皆兵家言”；“法家”商鞅、韩非更是言兵、察兵，《商君书》的《战法》、《立本》、《兵守》等篇，直是兵学著作，韩非的“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更为精论；“名家”邓析、尹文也尝言兵，邓析的“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尹文的“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人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并推尊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之策略，可谓言兵、知兵；“阴阳家”以阴阳变化来“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以解释宇宙万物是阴阳两种对立矛盾相互盈缩、消长的结果，此为兵家所龋葫用，而形成兵阴阳家，于此可见阴阳家言兵之理；“杂家”著作《吕氏春秋》，虽兼采各家，但言兵者亦在其中，其《荡兵》（一作《用兵》）、《振乱》、《禁塞》、《怀宠》等篇，则是兵学著作。干此说来，先秦诸子百家都在言兵、察兵、知兵、谋兵。
如果我们全面阅读，精心研究，仔细查找，则会发现，在先秦的典籍中，不仅子朽中言兵。察兵、知兵、谋兵，而且在经史诸书中，亦大量言兵、论兵、察兵、知兵，《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等等，无一不言兵、察秦汉以降，言兵者日多，兵学著作宏富，经、史、子、集言兵，政书、方志、类书、笔记杂著、诗词歌赋等，亦言兵，真可谓兵书即群书了。
到了宋代，言兵者更为活跃，论兵著作更为十富。许多有识之士，面对国家内忧外患之势，出于优国忧民的使命感和修齐治平的责任感，促使他们喜论兵，乐从戎，勇出征，故军事思想在宋儒思想中居突出地位，而使中国传统兵学在宋代达到日臻完善、成熟的境界。李靓的兵论，尤为卓著。李觏继承了兵为“国之大事”的思想，不仅主张“有兵”，而且强调“足兵”。
他说：兵者，国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有兵而尝足矣。何以言之？士不特选，皆吾民也；将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刚驱之于行阵，事已则归之于田里。无招收之烦而数不阀，无禀给之费而食自饱。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也。”垒壁以聚之，仓库以生之，群眠类坐而不使补死填亡之不暇。故曰：“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也。李觏以《周礼》的《校壕徒》和《夏官序》的军制为据，古代军队实行"什伍相连"，将万民组织起来，有战争则出击应战，战争结束则返回田里，实行这种“兵农合一”之策，既无招兵之烦，又无禀给之费，表面看未“未尝有兵”，究其实际则是“足兵”。这就是“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则是兵农分离，壁垒分明，坐吃皇粮，死亡不补，表面看来“有兵”，究其实际则是“未尝足兵”，这就是“后世有兵而未尝足兵”。李觏认为，依《周礼》之制建军，不仅可以“足食”、“足兵”，而且可以做到富国、强兵。所以他称赞：“管仲相齐恒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故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连其什伍，居处同乐，死生同优，祸福共之。故夜战则其声相闻，昼战则其目相见，缓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然则乡军之法，固尝试矣。善哉！”李觏针对北宋采取的调、领分离，将、兵分离，将、兵不识，内外相制的用军之弊，以古代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办法为最好的办法，故称赞管仲“作内政而寓军令”，“卒伍定乎里而军政成乎郊”的建军制度。
李觏在肯定兵为国之大事，主张“足食”、“足兵”的同时，还提出“备兵”、“强兵”的思想主张，他认为，自古以来就有兵、尚兵，一个国家没有军队保卫是万万不行的，为此他提倡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保卫国家，并具体描述了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在《强兵策》开宗明义就写道：兵之作，尚矣。黄帝、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故国之于兵，犹鹰隼之于羽翼，虎豹之于爪牙也。羽翼不劲，鸷鸟不能以死尺鹤；爪牙不锐，猛兽不能以肉食；兵不强，圣人不能以制喝夫矣。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如同鹰隼之羽翼，虎豹之爪牙，没有强大的军队，不要说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连普通的褐夫，也不能制服。囚此，李觏极力主张“强兵”，并写出《强兵策十首》，陈述他的“强兵”之策。
李觏指出，要想“强兵”，就要“备兵”，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李觏的“备兵”，既包括战争兵力。武力储备，又包括粮食蓄积、物资财力储备。他把"备兵"与发展生产、蓄积粮物结合起来，即把“备战”与“备荒”结合起来。把“强兵”与“富国”结合起来。他说：水旱之忧，圣王所不免，尧、汤之事，贤愚尝共闻也。故君人者，务多蓄积，以为之备。计国用之余，随便蓄积，以须乏网。故时可灾，物可夭，苗可槁，地可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