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的昏官，他们的断案水准页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李觏在力主不得滥用刑的同时，说明了用刑得当的重要性、必要性。他认为，该刑者刑，该罪者罪，惩恶护善，亦是顺天之意，合民之情。如果君主一味地推行其不忍人之心，则人无有可戮，罪无有可罚，亦是不可以的。他说：君之于民，犹亲之于子也。亲则不忍其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之心，则人无有可戮，罪无有可刑，王欲赦之，固其理也。然而天讨有罪，王者奉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大之意也。非天之意，天下之人之意也。杀人者死，而民犹有相杀；伤人者刑，而民犹有相伤。苟有以不忍而赦之，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杀伤之者无以惩其恶，被杀伤者无以伸其冤。此不近于帅贼而攻人者乎？这是说，对那些害人者的罪人，要予以惩处，伤人者处刑，杀人者处死，这是合乎古圣王之法，合乎天意，顺乎民意的，也是理所当然的。相反，对恶人不能惩其恶，使被害者不能伸冤报仇，这就等于帅贼人而攻好人。
李觏在上张惩恶护善，该判则判，该杀则杀的同时，还提出对犯罪分子不得随意赦免罪刑和实行以金钱赎罪的主张。他认为，要正刑法，就必须做到严肃认真，有罪该诛者则诛，有罪不该赦者则不能赦。“情可赦者则赦，情不可赦者则不能赦”。如果有罪不刑，不该赦者而赦，就是“养稂莠”，“害禾稼”，“惠奸宄”，“贼良民之甚者”。因此“不可不慎也。”李觏说：昔王符有言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其论甚详，前哲称之。然今日之事又甚于古，且国之大祀皆有期日，天下所与知也。必以是时而赦，是启人以恶也。挟其奸邪，以逞其欲，脱身而行，避吏幽远，天波一洒，复为编户者，所至而见也。何百神受职之年，有椎埋为奸之弊？商旅或不敢越疆，孤嫠或不敢出户，此冥冥之民无告之甚也。又衣冠子孙，负势驰骋，禽虏下户，贪暴无厌，己之赎金无穷，而人之肌肉有尽，孰能以敲扑之苦，易铢两之罚哉？此又冥冥之民无告之甚也。与其赦之，昌若使畏而不犯？与其赎之，曷若使耻而不为？幸赦而好，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赎而恶，终以不悔，辱其祖考，堕其门阀，非所以优之也。李觏认识到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有时为了保护有权有势又有钱的坏人、罪犯，而赦兔他们的罪行，尤其是那些有钱的达官显贵，凭藉大量的金钱就能赎罪、买命。因此，李觏提出不能随意多次赦罪，更不能以金钱赎罪。其理由是：第一，自古以来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如果不分是非的以不忍人之心而赦兔有罪之人，实行“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就必然造成“杀伤之者无以惩其恶，被杀伤者无以伸其冤”的局面，这就是帅坏人伤好人。发展下去则是使恶人猖狂而善人遭殃。第二，如果实行以金钱赎买罪恶，就会更加促使那些衣冠子孙，仗势欺人，擒虏民众，贪暴无穷，伤害庶人。因为他们拥有无数的金钱，即使无故敲朴下户之肌肉。犯了罪恶，也可以用金钱赎罪。其结果会更加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使人民深受其害。第三，以金钱赎罪，还会使那些衣冠子孙变坏。因为他们凭藉自己家族敲剥的万贯金钱可以赎掉自己的罪恶，即使犯罪赎后，也不会痛改前非。相反，将使他们屡教不改，一犯再犯，最终毁坏其家族的门阀地位。基于这种认识，李觏主张量罪用刑，依法判罪，不得以金钱赎罪。李觏的这个主张是非常有道理的。
李觏在看到当时“宪章烦密，官吏在酷，杀戮无数，而时发赦宥以为爱人之命”的现实，而主张“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同时，又重礼治、教化。他认为，只有礼治，实行教化，使人为善不为恶，才是治本的办法。所以他贵礼义，并批评贵刑法的俗士之论。他说：夫俗士之论，未有不贵刑法而贱礼义也。以为天下之大，可域之于圄犴也；群生之重，可摩之以刀锯也。闻有称王道诵教典也，则众共笑之矣。必谓杀之而不惧，尚何有于教化平？是皆不睹圣人之情者也。独不知教夫而后恶，化成而后刑，刑所以不胜恶也。善观民者，见刑之不胜恶也，则反之曰是教之罪也。焉可以刑不胜恶而谓教益不可用也。李觏从教化成善的思想出发，肯定教育使人成善的作用，主张教而后诛，反对不教而诛。因为“人为万物之灵”者，只要善于教化，就能使之向善、为善，只有教化亦还为恶者，才可以施以刑罚。这才符合先王之道和万民之情，动辄刑罚，滥用刑罚，则“去先王远矣”，所以李觏主张“刑禁”，并写了《刑禁》六篇，阐发他的思想主张，这些思想不乏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