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犯法必究，犯罪必刑。因此，要“正刑法”。
李觏指出，明君贤主要想治国守国，驾驭群臣，统治万民，不被人篡权乱国，就要依法办事，不避亲疏，不分贵贱。所以说：夫守国在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乱乎政，政乱则国将从之。而且以不诛为仁，是轻国而重仁也。故明主持法以信，驭臣以威。信著则法行，威克则臣惧。法行臣惧，而后治可图也。在李觏看来，“仁者”都知道爱人，爱人是爱善，不是爱恶；爱众，不是爱寡。爱人要有爱人之术、爱人之方。如果不懂爱人之术、爱人之方，而不分善恶、好坏地爱一切人，结果使少数的恶人、坏人也得到保护，这不是“仁者”之“爱人”，而是佛教之“慈悲”，墨子之“兼爱”的流弊，不是儒家圣人所讲的“仁”，真正的“仁者”所说的“仁”，是“爱善不爱恶，爱众不爱寡”，对少数的恶人、坏人，要施以刑法、诛杀，从而保护众人、好人。李觏的这些法制主张是针对当时的豪门大族，皇亲国戚，百官群臣的贪赃在怯，徇私乱法，犯罪避法，以法害民的实际而提出的。这是对“刑不上大夫”传统观念的抗争，也是为中小地主阶级争取政治权力而限制豪门大族特权的法制措施，对广劳动者也是有利的。
李觏还针对当时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提出“政不可以峻刻也。虽不可过，亦不可未至而止也”的主张。这是说，仁君行政执法，既不能峻刻、大过，也不能过宽、不及，要适度、适中。要因地制宜，适时而变，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结合，宽猛相济。不能执一御万，胶柱鼓瑟，一成不变。李觏还说：刑罚之行尚矣，积圣累贤未有能去者也。非好杀人，欲民之不相杀也；非使畏己，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宪令所加，宽猛或异，苟夫权时之制，则致远恐泥矣。一曰：刑新国用轻典。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刁于教。二曰： 刑平国用中典。平国，承平守成之国。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盖四海之内，千八百国，国政或异，人心岂同？苟执一以御之，是胶柱而鼓瑟，欲尽五声之变不可得也。法律规定的条文、律令，人人都必须遵守执行，但是在执法施行的过程中，既要对一切犯法作恶的人量刑处罪，又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处罪。李觏指出，要分别三种情况，依时间不同、国家不同、形势不同，而采用轻典、中典、重典。对那些新辟地立国的用轻典。因为这些新国，其民居处未安，衣食不足，不习教化，君臣之义不巩固，上下之情不相通。因而必须用轻刑，否则会像惊走鱼鸟之聚一样使民离散。对那些承千守成之国，人备有其业，事各有其制，有常行之法的应施用中刑，不然缓了将放纵罪犯，急了要扰乱人民。至于那些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纪纲大坏，风俗大恶，强弱相胜，众寡相暴，则必须用重刑，否则羊狠狼贪，无法制驭。李靓的这些区别不同情况，使用不同刑法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处。其目的是治理国家，稳定民心，劝民守业，以救生民。所以说：“王法必本于农。嗟乎！衣食之急，生民之大患也，仁君善吏所宜孳孳也。”李觏的医国救民之意，处处显现。
李觏主张用刑适度，既不能过宽，又不可过猛，要宽猛相济，宽猛并行，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样才能使天下太平，百姓康阜。所以说：仲尼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言宽猛不可偏任也。失之于宽，则济以猛。失之于猛，则济以宽。宽猛并行，然后为治也。何谓宽猛并行哉？于善则宽，而于恶则猛也。明主诚宜处宽猛之用，以命群吏，谨察其所为，而废兴之，则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量刑定罪要十分慎重，要广询于众，明察真情。然后再根据法律，视其罪行轻重判处，切不可情况不明，罪行不清，证据不确，就急忙判处。李觏主张，对犯人一般不要伤残其肢体，刺刻其肌肤，造成终身残废和痛苦。尤其是判处刑杀之罪，更要慎之又慎，要做到“群臣、群吏、万民之同意”后，才可处死。因为凡有血气之类，没有不爱其生命者，即使对于牛羊狗猪之类的动物，也不应兀故随便杀死牠们，更何况“人为万物之灵”了。父母生之、育之，使其长大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果施以极刑，则不能报答父母的恩情，即使断肢体、刻肌肤，也要造成终身残废，痛苦不已。因此，万万不能不加慎重地施以肉刑、极刑。
李觏以古代圣王为例，说明古之圣王有事与天下万民共同决定。广询于众，经过群臣。群吏、万民同意，然后刑杀。可是后世之官，却“往往自用，同官为僚，或疑其卖己，闭口不与论职事”，更不要说征询万民了。他们“断狱弊讼一出，其臆如是”，由此造成了滥刑乱杀。李觏面对当时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统治，昏官庸吏滥刑无辜、舞弊断狱，冤狱累出的社会政治现实，而主张慎重用刑、广询细查，再依法用刑。他打出古代圣王审慎断刑的旗号，说明圣王在刑人之罪时，都极为审慎，广询博听，察国中之实，听朝野之议，然后才量刑定罪。同时，他主张对那些重罪者，要“不亏其体”，免得造成终身残废，带来无限的痛苦。对照古代圣王，看看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