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人性“善”与“恶”的探讨、争论中，李觏的思想先行者们提出了种种见解。诸如：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论；盂子的性善论；告了的性无善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恶论；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论；扬雄的善恶混论等等。
李觏对于这些人性观点，经过长期考察沉思、分析比较以后，他同意性三品论，并提出“性之三品，而人之类五”的人性学说。为了揭示李觏人性学说的思想渊源，我们在这里对李觏之前主张性三品论的各家思想，作个简要追踪分析。
性三品论的最早发端则是孔子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把人分为：中人以上、中人、中人以下或上智、中等、下愚，即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孔于虽然未明确地从人性上把人分为三等，但是把人分为上、中、下，这就为其后继者提供了思想前提，留下了发挥的余地。故后世儒家学者便提出和论证了上、中、下三品的性三品论。
贾谊根据人的材性、素质等不同，发挥了孔子的人分为三等的思想，把人主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等级。他说：窃闻之日：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材性乃上主也，贤人必合，而不肖人必离，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贤止必远，坐而须亡耳，又不可胜忧矣。故其可忧者，唯中主尔，又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缁则黑，得善佐则存，无善佐则亡，此其不可不忧者耳。所谓"材性"，即先天的自然质性、素质。由于人主的材性不同，而分为上主、中主、下主。上主只能引导为上，不可引导为下；下主只能引导为下，不可引导为上；中主则可以引导其为上或为下。其实真正可引者，只有中主，这种引如同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维则黑。中主得善人辅佐则国家存治，得恶人辅佐则国家危亡。所以对中主往哪里引，则是很重要的。至于上主只能上，不可忧；下主必然亡，忧亦无用。如此说来，只有中主可忧。贾谊的材性分三等，上下不可互引、变化的思想，与孔子的"上智下愚不移"是一脉相承的，又是董仲舒性三品论的思想前导。
董仲舒认为，人性受之于天命，这种受之于天命之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由此出发，他根据孔子的“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的思想，而提出了性三品论，并作了具体说明。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种：一是情欲很少，不教自善的“圣人之性”；二是情欲很多，教也不能为善的“斗筲之性”，三是有情欲，而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的“中民之性”。他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复二十日而后能为雏，茧待缫以涫汤而后能为丝，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诲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至也。董仲舒虽然没有明确标出人性为上、中、下三品，但他却标出“名性”：“下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和“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这即是上、中、下的性三品之义。董仲舒按照他的“质朴之谓性”的界说，认为只有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才可以说是性。因为只有“中民之性”，才具有善与恶的资质、因素，经过圣王的教化，才可以为善。而纯善的"圣人之性"和纯恶的"斗筲之性"，都不可以叫做性。据此，董仲舒认为，性善、性恶之论，都是不足称的，只有善善恶恶才足以称为性。
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对先秦以来各家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总结。他对孟于的性善论，苟子的性恶论，都不赞同，认为他们的说法，“虽有所缘”，但“未为得实”；而董仲舒之言，亦“未能得实”。王充同意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论。世硕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 恶，养而致之则恶长。”这是说，人性含有善恶，养善而善，养恶而恶。由此出发，王充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论。他说：自孟子以下至刘子政，鸿儒博生，闻见多矣。然而论情性，竟无定是。唯世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难论也。实者，八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恶不均。故有黄、赤、黑之别，上、中、下之差。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旨，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王充明确地将人性分为上、中、上或善、善恶混、恶三品。他认为，盂子讲人件善，是指中人以上者；荀子讲人性恶，是指中人以下者；扬雄讲人性善恶混，是指中人。王充是中国哲学上最早明确提出性三品论的哲学家。
荀悦认为，由于人性有善有恶，所以人性分为三品。他说：“或问：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天命和人事的关系相当，天命有三品，人性亦有三品。上等和下等都是不可改变的，只有中等者才是天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