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一生，发愤读书，勤奋耕耘，精于著述，著作宏富。他从“十岁知声律，十二近文章”起，到22 岁“尝所著文”，撰著了“九十五首”策论，“约万余言”。在以后的30年间，他于诗赋、文论，无所不工、无所不著，从未间断，故写就了大量的著作。
李觏的著作，前人已编辑出版《盱江文集》，或称《直讲李先生文集》，或称《李泰伯先生文集》等，1981年8月，中华书局收集整理出版的《李觏集》，是一本包括李觏著作及有关历史资料的较完整的集子。本书所引李觏著作的出处及页码，均以该书为准。
有关李觏的著作，在前节《李觏传略》有所论及，为了说明李觏著作的基本概况和思想要旨，现择其主要论著，作些概论性的分析。
《潜书》著于宋仁宗灭圣九年（公元1031年），李觏是年23岁。著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弊政，改革弊端，警宪邦国，康国济民，李觏说：“泰伯闲居，有书十五篇，愤吊世故，警宪邦国，遐探切喻，辞不柔伏。噫！道未行，速谤何也，姑待知者而出之乎！乃命曰《潜书》。”李觏在《上孙寺丞书》中，也说到他二十三岁时，诵孔、孟之书，“纂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之事，即指著《潜书》而言。
《潜书》中阐发了李觏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忧世济民救国意识。他在申明民为国本、民贵君轻的同时，指斥暴君、污吏之危国，浮屠、卜筮之为害，平土均田之重要，以及品评人物之失当，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标准，以此警世救民。
《礼论》著于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觏是年24岁。李觏在《礼论序》中说：他在24岁时，经过深思熟虑，带病作《礼论》七篇。通过探索、考察“礼”的产生、实质、范围、作用等，从而达到推其本以见其未，正其名以责其实，即以经世致用、改变鄙风、改革弊政为目的。余靖在读了《礼论》七篇后，在给李觏的信中，谈到《礼论》一书的重要意义，称赞李觏对于“礼”的重要贡献。余靖说：“李君秀才所示《礼论》七篇，推进《礼经》，准的世教。派仁义，赞刑政，正其本于礼，成一家之言。工古人之未工，导明王之要道。岂止独步江表，校声名于后俊者哉！开益蒙蔽，不胜降叹。”李觏对于“礼”的见解是深刻的，其贡献是突出的。他以《礼论》为核心，而建立了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因此，他十分重视礼的问题。《明堂定制图序》著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李觏是年28岁。这本是一系列图案的《序》，《李觏集》没有收刊图案，只有《序》文。由于周朝距李觏己千余载，周礼废绝，学者各是己见，竞牵师习。李觏根据《周礼》、《大戴礼》，《吕氏春秋》等书所述，经过长期思考、反复究省，而把周朝时一些房间的正确位置描绘在这些图案上。这些房间统称为明堂，周朝的君王曾在明堂里举行各种重要的仪式，即“明堂者，古圣王之大务也。所以事上帝，严先祖，班时令，令诸侯。朝廷之仪，莫盛于此。”
《图》和《序》一生都很重视，并期望有朝一日能够付诸实施。因此，在临终前还拉着弟子陈次公的手“以《明堂定制图》为托”。
《平土书》亦著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李觏在五年前著《潜书》时，就想到“并地之法”和“生民之权衡”等问题，五年后，经过精思，得井田之意，扩充成二十章为《平土书》。他希望周朝的井田制度能够在宋朝恢复，以实现其平土均田的主张。
《广潜书》著于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觏是年30岁。这是他七年前所著《潜书》的扩充和延续，再一次申明《潜书》的有关思想主张，旨在止险救世，去弊救民。
《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著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李觏是年31 岁，这是全面系统论述他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著作，旨在富国强兵，安民救弊，于中可见其良苦用心。
《庆历民言》著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李觏是年35岁。
李觏由于前一年进京应试，二次落第，而对科举仕进心灰意冷，故屏居乡里，以教书为业。但医国济民之志未消，故作《庆历民言》，以备朝廷之用，有补于世。祖无择在给李觏的信中赞道：“《庆历民吉》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耳。使今相天子宰天下者闻其言而行之，何忧乎獯粥？何患乎拓跋氏邪？”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左赞在请修李觏墓的奏状中说：“《庆历民言》三十篇，论时政之得失。”同年，李觏出于同一目的，还著了《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他自己申明著此书，不是为了“解经”，而是为了述“天下之理”，明“为政之本”，讲“先王之制”，通“古今之义”，以“利用原生”，使“圣人君于知其有为言之也。”左赞说：“《周礼致太平论》皆足以羽翼圣经，发明治体。”可见这两部著作是有感而发，切中时弊的。
《易论》究竟作于何年，李觏及弟子们始终没有标明，《年谱》中亦未言明。可以肯定的是：此书著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