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后周，黄袍加身，自称皇帝，建立宋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又经过多年的东征西讨、南征北战，而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和纷争局面，统一了中国。赵匡胤当了皇帝后，为了避免割据形势的再度出现，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他与大臣们总结和吸取了唐代安史之乱后，藩镇之祸的教训，结合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而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统治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宋朝开国伊始，面临内忧外患情势，各种矛盾此起彼伏、防不胜防。为了解决“朝廷之权，散之四方”和“君弱臣强，正统数易”的突出矛盾，赵匡胤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削弱武装割据势力，所以说：“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官，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
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与赵普的一段对话，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帝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昔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召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大下自安矣。’”北宋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唐朝经过安史之乱灭亡以后的梁、唐、晋、汉、周诸朝，其所以短命，是由于藩镇节度使，拥兵持重，势力太强，朝廷的统治力量太弱，指挥不灵，不听调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统治，就必须加强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为此赵匡胤采用赵普之谋，丁辛酉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命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皆罢军职，出领诸节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事，其结果，使军权集中在中央，军队听候皇帝指挥调动。对此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一中，更有详细地记载：“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己悉矣。’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饮酒，帝屏左右谓曰：‘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涕泣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命。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幸甚。’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政。上许之，尽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甚厚，或与之结婚。于是更置易制者，使主亲军；其后又置转运使、通判使，主诸道钱谷；收天下精兵以备宿卫，而诸功臣亦以善终，子孙富贵，迄今不绝。”邵伯温具体而生动的记述了"杯酒释兵权"的事实经过和赵匡胤的真实用心所在。
赵匡胤在收兵权的同时，又把财政权、赏罚刑政权等等，都收回中央。
朱熹说：“因说历代承袭之弊，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赵匡胤深知自己用非法手段篡来的帝位不稳，生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千方百计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本人则在惶恐忧惧中度过一生。王夫之评论道：“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勋旧；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就是说，没有掌握重权，没有皇室的威望，没有学识的素养，也没有民众的拥戴，不具备这些统治者所必备的条件，因此，是很难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赵匡胤便把各种权力收回中央，从而加强其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赵匡胤这一系列措施，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但是并不说明其政治力量的强大和统治地位的稳固，也不意味着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缓和。相反，却产生许多矛盾和带来种种困难，并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赵宋王朝仍然陷入困境。
在军事上，宋朝开国之初，即受到两大敌人的威胁：东北的辽和西北的夏。公元936年，由于后晋石敬瑭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而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给契丹，契丹大大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力量。不久契丹改国号为辽，成为中国北方的第一强国，时时威胁内地。公元959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