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是谁了。但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反倒可能看得更清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是他那令人难忘的姿态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我以为，他那种姿态与其说是由性格形成，不如说是由理智形成。活着的马雅可夫斯基并不像那尊青铜雕像或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勇士。”理智培育出他性格的假相——或幻象。或许，我们更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马雅可夫斯基——尤其是在他死后，在一个造神的时代终结之后。
马雅可夫斯基与这个时代是水乳交融的，以至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醒目，简直可以把他们当成孪生兄弟”；“我以同样不相干的方式联想到这个人该是具有这个国家国籍的惟一的公民。其他的人斗争、牺牲和创造，或者是忍耐和困惑，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时代的土著居民，尽管他们千差万别却都是逝去的时代里的好乡亲。只有这个人，时代的新鲜事物颇服水土地流在他的血管里。他的不可思议全在于时代的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东西有一半尚待完成。”帕斯捷尔纳克产生这段感慨时，正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现场，诗人的遗体刚刚被装进棺材里。当然他也知道，在这样的场景里谈论马雅可夫斯基，还为时过早。于是，他倾听着马雅可夫斯基的二姐伏在棺材上朗诵的弟弟的诗句：
我感觉——“我”对于我太小了，
好像有谁要从我身内挣扎、爆炸。
喂!
你是谁？妈妈？
妈妈！您的儿子病得很重。
妈妈＃蝴心中起了大火。
请告诉姐姐们——柳达和奥丽娅，
他已经无处逃躲。
或许，这是马雅可夫斯基为自己提前拟好的悼词？他还是失控了。还是像气球一样爆作了。他比任何人更早地感受到了神话的幻灭。一个时代的儿子病得很重。一个时代的儿子心中起了大火。
米兰*昆德拉曾经从文学的角度，分析过以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萧伯纳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情者”——这一系列杰出的艺术家，也列席于对世纪的审判中，有的成为被告：“苏维埃俄罗斯的沙文，诗化宣传的制造者，被斯大林自己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那个人，马雅可夫斯基，怎么会仍然是一个诗的巨人，最伟大者之一?他的热情的能力，他的阻碍地看清外部世界的激动的泪水、抒情诗，这个不可触及的女神，是不是命中注定有一天成为残忍的美化者和他们‘好心的侍者’？这就是二十三年前，我写《生活在别处》时那些使我走火入魔的问题。校旱中的杰罗米尔，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狂热走狗。”当评论家们纷纷说从书中的男主角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假诗人乃至一个坏蛋时，米兰*昆德拉又出面辩护了：“杰罗米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无辜的灵魂;如果不是这样，我对自己的校旱便不会有任何兴趣。那么误解的责任者是我吗？我是不是表达错了？我不信。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同时加入(与杰罗米尔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不可否认的恐怖，这是一出丑闻。”他并不讳言杰罗米尔身上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子，但也不否认马雅可夫斯基的真实与无辜——是旷世的悲剧将其作为一个无意识的角色裹挟入其中，这只能使悲剧显得更加恐怖。由此，他对这悲剧的牺牲品也不无同情——马雅可夫斯基犹如一个在雾中前行的人，有着相对的自由，惟独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人们可以自问：谁是最盲目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写关于列宁的诗的时候并不知道列宁主义将走到何处。或是我们？我们以几十年后的回首来评判他，我们并没有看见包围他的雾。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的状况。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应该说，作为一个恢复了清醒的人，米兰*昆德拉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至少他能够理解并体谅他身上的那种狂热与夸张。毕竟，那是一个会瘟疫般传染的时代病，而不能说完全是某个人的错。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建筑了向天堂攀登的阶梯——哪怕这虚拟的天堂只属于传说。他还是相信了，丝毫不考虑自己是否可能一脚踩空——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的诗人需要的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无法存活。我尾随着他巨人般的脚步，体会着某种没有止境的过程。或许他是被自己的信仰愚弄了，但他并不想欺骗你我。哦，悬空的诗神，其实比站在地面上的任何一个观众都要可怜，也更为无辜。
在许多人眼中，马雅可夫斯基仿佛有两个：早期的他，和后期的他——彼此却如同陌生人。人们常常有选择地相信其中之一，并且以为这才是马雅可夫斯基最真实的一面——或者说这就足以概括马雅可夫斯基的全部。究竟是人们误解无辜的马雅可夫斯基，还是马雅可夫斯基刻意制造了这种误会?此乃谜中之谜。谜一样的大诗人哟，至今也无法解释。作为同仁，帕斯捷尔纳克对此应该略知一二，并且尝试着划分了这条大河的上游与下游。他曾经非常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抒情诗：“诗中那威严的、笨拙的、哀怨的严肃性，在当时一片忸怩作态的背景前，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