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想成为一尊塑像，并且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忍耐，却找不到一块可供我立住脚的大理石基座。一个时代结束了，所有空缺的位置，都已站满了捷足先登的人。
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我一边炒菜，一边斟酌着脑海里的诗句。真恨不得变成两个人啊：一个呆在厨房里，一个返回书房中，提起那杆实在放不下的笔……我既担心把菜炒糊了，又担心抽油烟机把蒸腾的灵感吸跑了。
诗歌永远是想象力的比赛（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现实）。我屏住呼吸，一次又一次地扩展自己的想象，如同对待一副布满弹簧的拉力器。这是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较劲。
大师已经死了。他遗留在手工作坊里的那些半成品，在考虑着：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它们甚至为自己终于摆脱了那只专制的手而庆幸。
一个老人在圆明园里晨跑。面对更为古老的园林，他觉得自己怎么说也算是相对年轻的。他误入了别人的坟墓，找不到可以躺下的位置。于是索性加快了速度。“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坟墓。可以造得比宫殿还要华美——假如这个精雕细刻的时代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死在里面。”
相信诗歌之后，开始怀疑其余的一切。你并不是天生的怀疑论者，但天生就是个诗人。长着一双永远打着问号的眼睛。蓝天倒映在里面，变成了大海。潮水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构成永远的咨询……
杜甫可以在别的时代再生（或找到新的替身），而李白只属于唐朝。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惟一的一个“超人”的形象。我们仰望着他飘飘欲仙的衣袂，正如他仰望着冰清玉洁的月亮。他一旦落在现实的掌心注定会融化的。
女革命家毛特岗拒绝了小资产阶级诗人叶芝的爱情，导致后者写出了一首《当你老了》。她的影子出现在流畅的诗句中，并且提前衰老了——为了实现诗人的预言。
罗丹在雕塑思想者时，他本身也陷入深深的思考：应该让这个沉默坐着的人更快乐一些，还是更痛苦一些?在思考的过程中他暂时失去了自己的手，因为这双手纯属下意识地在思想者的毛坯身上游动着。
我并不是复古主义者，可我在写作中总是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时尚。时尚是速朽的。至少，它需要沉淀。它虽然开花了、结果了，但没有根；它需要在没有根的状态重新长出根。我知道，一旦向时尚投降，也将变成没有根须的人。
博尔赫斯说过：一部分作家把现实生活写成校旱，因为他们认为现实生活富有诗意；塞万提斯却认为现实和诗意相互矛盾，他通过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把一个平凡真实的世界同一个诗意的想像的世界加以对照。就此深入推理的话，我们便会发觉：堂吉诃德一开始就作为诗意的化身而出现，他的频频碰壁，不仅为了证明理想中的诗意多么不切实际，更为了抨击现实生活的庸俗、虚伪乃至狡黠，这块有毒的土壤根本不具备滋长诗意的条件。塞万提斯让堂吉诃德稀里糊涂地上路了，是为了帮助更多带有类似情结的读者觉醒：现实永远是诗意的敌人!你只能选择一种结果：要么放弃诗意，要么逃避现实。
描写日常生活的诗歌潮流固然可贵，但也存在着弊端：近年来涌现的年轻诗人们大多属于感性的诗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且充满表现欲，却缺乏理性的提炼与升华，缺乏更高境界或宏观意义上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搅拌出最好的水泥，却没有制造出足以将这些原始建筑材料支撑起来的钢筋；这导致他们的作品纵然血肉丰满，但因缺乏支柱性的骨架而形同毛坯，未能展现出完美的轮廓。这也难怪，他们毕竟太年轻了，忙于生活体验，还没有尝到思想的甜头。他们避开抒情的云梯，却矫偏过枉地陷入叙述的沼泽。他们有待完成的是对视为财富的生活原材料的超越，而这绝对需要宁静的思考与沉淀。
传统的中国画很讲究留下空白（仿佛画中的静物也需要自由呼吸）。而他的画面总是那么满、那么挤。考虑到他一生清贫，也许他太节省买来的纸张了，却忽略了自己在浪费笔墨。
你的所有语言天赋都体现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梦呓比日常情况下的发言更富有逻辑性。那仿佛是另一个人，在对着你失去知觉的躯体夸夸其谈。而他的演讲几乎从来就不曾被听众打断。
读一位诗人的回忆录，发现他跟我的经历惊人的相似。莫非冥冥之中早就有安排：使他的回忆成为我的未来?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诗人都是无形的少数民族。为了使自己的血统保持纯粹，他一直都在拒绝跟世俗媾和。他宁愿绝种也不甘成为某种形式的混血儿。正如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沃尔科特所说：“我曾接受坚实的殖民地教育，我体内有荷兰人、黑人和英国人的血，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是的，哪怕只剩下一位诗人，也足以构成一个民族。
博尔赫斯这样教导作家：“所有的修改都是亵渎神明的。”说得也许过于绝对，但对一部分天才而言，他的任何闪念都是一次性完成的。
年轻的时候喜欢《伊利亚特》，因为那里面的战争场面很热闹。中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