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游览故宫、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也应该关注北京平民化的一面。我私下以为：没住过四合院，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没逛过胡同，等于没来过北京；同样，生活在北京，不能不看京剧。
旧时代的北京，有两个公共常葫是极有名的。其一是茶馆（老舍写过），第二就是戏园子。可能因为京剧界雅称梨园，戏园子的命名，比后来的“剧院”、“剧场”等，多几分田园情调。老北京市民对城南的戏园子一往情深，不亚于巴黎的绅士贵妇对大歌剧院包厢的热衷。至今仍能听见老年人怀念梅兰芳老板在天桥演的《贵妃醉酒》，找不到形容词，眼泪汪汪地唠叨：“那真叫绝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称得上旷世风流了。那时候的“追星族”无论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一个“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顽主气质，不只对花鸟虫鱼如此，即使再严肃的艺术也会产生游戏心理。这份心灵的轻松是异地少有的。看戏又叫听戏，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缝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脑袋拨浪鼓浪般悠扬起伏的陶醉状——这才是真正的戏迷呢，不痴无以成迷。
记得刚移居北京时，正赶上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货商店也在推销京剧面谱，我因忙于立足谋生，未有闲情逸致参加任何活动。后来虽以现代文人形象屡屡进出音乐厅、美术馆、豪华电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厅，却总是与渐趋萧条的古老京剧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来几套京剧票，问我可感兴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十年，居然未曾现场看过一次京剧，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再打电话邀约其它朋友，大多数情况都跟我相似，甚至有听说是京剧票而婉言谢绝的。我惆怅地感到：京剧已快成了北京的记忆——尤其拉开了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距离。问题在于，是它远离了我们，还是我们远离了京剧？
所以我骑车去虎坊桥的工人俱乐部看京剧，带着补课的心情。京剧确实很古老了。据说全市的京剧表演，有时几个月也轮不上一台戏，这么发展下去有怎样的危机呢？但在剧场门口，遇见几个穿工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币，问进门的观众是否有富余的票——有一个典型是票友模样，在老槐树荫下悠然自得地哼着像模像样的段子，很明显已按捺不住“技痒”。我从他稍显粗拙的唱腔里却听出了希望。那天是几位名角演的《盗御马》、《打渔杀家》等片断，当锣鼓声震耳欲聋，着戏装的生旦净丑鱼贯登场，我仿佛重温了北京的记忆，或古典的北京。不知为什么，我耳畔仍萦回着剧场门外那位业务票友偷闲练功的声音——或许，这是今夜另一种画外音吧。
京剧的英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却怀念着那些以唱腔、身段、脸谱、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们是过去年代的人们的偶像。霸王别姬、秦琼卖马、赵云求驾、宋江杀惜、林冲夜奔、杨家将及穆桂英挂帅……他们使死去的英雄复活了。他们在表演英雄的过程中成了英雄，艺术的英雄。如果说京剧如今已是一门黄昏的艺术，他们身上却永远洋溢着朝霞的魅力——曾经映红过无数张中国人的面孔。观看有关的电影资料，倾听那些尘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个黄金时代的光辉：金嗓子、银嗓子争相碰撞的嘹亮，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显得黯然失色。只可惜，我生不逢时，无法亲眼目睹那一群弄湖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雄姿英发。
程长庚算得上是第一号英雄，有廉颇老将之风。他走红时，恰恰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饱受西方列强凌辱的中国民众普遍有呼唤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从其舞台上的壮士形象获得些许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诗风比拟程氏的唱腔，谓为“天风海涛，黄钟大吕”。哦，“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能够表现程氏雄浑沉厚的艺术风格。当时，“伶界大王”谭鑫培也获得相当一部分票友青睐，程长庚却不敢苟同：“惟子声太甘，近于柔靡，亡国音也；我死后，子必独步，然吾恐中国从此无雄风也。”我不以为这是同行冤家的互相嫉恨。他抑郁的遗嘱分明充满了对家国命运的担扰以及对世风日下的怅惘……
幸好后来出了个杨小楼——程长庚可以无憾了。杨小楼是个生龙活虎的武生，并且成为“武戏文唱”的典型。蒋锡武在《京剧精神》中说：“许多武生演员或长于短打，或拙于长靠；或多为俊扮者，而无勾脸戏等等。他们中间有人能拿‘单项第一’，然‘全能冠军’却非杨氏莫属。这就是说，长靠的，短打的，箭衣的，勾脸的，俊扮的，以及猴戏、关羽戏(红生)等等，他都能‘拿’得起来，且无不精到。”可见，杨小楼属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才。不仅武艺高强，而且大有精神——能勾去观众的魂魄，非真英雄难以有此魔力。“犹记小楼在世，戏帘一扬，侧身而出，轻微地颤那么两三下，然后猛地把头向台口一转，眼睛一张，仿佛照亮了全场；双脚站定，又似安稳了大地，全身挺住连背旗也像塑就的，这时全园雅雀无声，过了两三秒钟才似大梦初醒般齐声来一个‘碰头好’。”章靳以回忆杨小楼的一次亮相，简直就像描绘英雄出世似的。杨小楼演武戏时擅长运用自己修炼的气功，但有时候又完全是情不自禁地用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