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长安街上诗歌的浪子。我不想自喻为城市的流浪汉，而换用一个较为委婉的说法——浪子，并且相信这里面潜藏着古典的诗意。它也迥异于游子、（日本）浪人等词汇的趣味，有一种令人感动哪怕恨铁不成钢的草率与真实。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著名的民谚褒中有贬、贬中有褒，勾勒出对于世俗生活带有异端或反叛性质的美感。但浪子本身并非我们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人（如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别巧林），谁敢否认自己的性格深处（或潜意识里）完全剔除了它的影子？即使你使用的是谴责、批判的语气，或许内心对那种轻松洒脱的生存方式不无一丝羡慕——它毕竟代表着向自由靠拢的渴望与努力，恰是循规蹈矩的芸芸众生所缺乏的。对此我有我个人化的理解：浪子浪子，浪漫之子，浪漫主义的赤子！我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艺术乃至于生活的。追求运动而非静止，追求自由而非约束，追求浪漫而非现实，追求感性而非理念——浪子正是在追求中成为浪子的，在流浪与回眸中成为最后的圣徒，在叛逆中造就了更深层次的回归抑或眷恋。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唐诗里的浪子有过大梦初觉的体会。迷途知返，百炼成钢，同样属于彻悟的境界。杜牧有他的扬州梦（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我则有我的北京梦。我的北京梦同样做了十年。北京是我的梦乡，我诗化的乌托邦。我的梦乡区别于杜牧的温柔富贵乡，充满了清贫的幻想、倔强的抗争、青灯黄卷的熏陶、铁马冰河的磨砺。我没有唐朝的诗人们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幸运，我的诗酒年华——已完整地奉献给长安街上的流浪了。十年圆一个梦，一个文学梦，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梦。我在异乡的长街上梦了又醒、醒了又梦，醉眼，浮想联翩。北京会记住我的，记住一位布衣草履的外省青年在华灯怒放的十里长街上来回行走，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梦见了天安门——北京的面孔，睁开眼也是，闭上眼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远近近都是你；我还梦见诗歌像标语与传单一样散布在城市的广场上，以及未来的人群中……这注定是诗人的理想。如果在一个缺乏想像力的时代，会显得荒诞可笑。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远远没有那么重要。这样的梦是经不起推敲的。
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另一种类型的浪子。一位工业社会里诗歌的浪子。一位艺术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我要迈着外省青年的脚步，丈量北京，丈量我诗歌的乌托邦、我心目中的理想国。我要以豪迈的韵脚绐北京画一张独特且抽象的地图（人文意义上的地图），一张梦游者的地图。我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给更多的寻梦者导游。这样的梦是不会毁灭的。它本身即是对生活的再创造。我是一个梦中的才子，在北京城里寻找着那支失传的神笔。杜牧回味着他在扬州的幕僚生涯，以及温柔乡里的放浪形骸。北京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驿站，寄托着我青春的行囊和诗歌的岁月。我们同样都付出了十年的代价，梦的代价。由此可见，每一位诗人都将和一座城市产生命中注定的联系。诗人们都是城市的浪子，文化的英雄（而且是不想做英雄的英雄，不像英雄的英雄），如果他们的梦想能够战胜现实的话。或许应该更为宽容一点：如果他们能抵抗住现实的压力而保持浪漫的理想，就可以算作莫大的胜利了。我在风起云涌的北京城里，一丝不苟地做了十年文学梦。我曾经把我文学梦的动力归纳为四个主义：理想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还有一个经常被现代的人类忽略的——英雄主义。与我接踵而来北京的外省校旱家邱华栋听说后下意识地反应：还有现实主义呢，你把现实主义搁在什么位置，这段对话恰巧证明了诗人与校旱家的区别：校旱家比诗人多一个现实主义。我梦见的是文学的理想，他梦见的是文学的现实。虽然这两个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都做着同一个北京梦，但审美的立场不同。我们都是城市的浪子：他是理想的叛徒（曾以欲望现实主义总结自身的创作），我则是现实的叛徒（并在一篇散文中表明：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构筑一座看不见的且没有门牌的象牙塔）。我们分别为自己的清醒抑或痴迷而庆幸。对传统不同性质、不同取向的叛逆，奠定了浪子的身份。这是浪子的悲哀，亦是浪子的幸运。
浪子不是圣经里的迷羊。浪子不是浪人，浪子是有思想的。浪子思想的抛物线有着自身独具的轨迹——不要以常规来衡量。也就是说，浪子有着浪子的命运。浪子的命运在火中，在雨里，在浪尖上——他简直是波浪之子，波浪的化身。浪子回头，称得上是人世间最复杂、最感伤的回忆了——因为这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回忆。梦是他的代价，他回头的时刻也就是醒来的时刻。梦中的梁山好汉，被现实招安了。《水浒传》里确实有个燕青绰号浪子，皇帝的情人李师师甚至都爱上了他，可见浪子非同凡俗的魅力。浪子对现实曾经有那么点造反精神的——即我所说的叛逆的美感。人生有时候像一场大梦，梦醒时分，万念俱焚。孔雀东南飞，十里一徘徊——而浪子的一生却只为一次回头。浪子只有一次蓦然回首的机遇。他所有错误的选择都为最终修成正果？选择了梦是否即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苏醒是否真是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