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将注定与我无关，与我南辕北辙。而一旦邂逅（哪怕仅是瞬间），就构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构成记忆沙漏里的颗粒——可以打破秩序，却无法剔除。
那怎么能轻易地否定曹雪芹不曾与香山邂逅呢？不曾与卧佛寺里高枕无忧的大佛邂逅呢？不曾与这古老的村落邂逅呢？
怎么能否定：他不曾与我邂逅？
邂逅，原本有多种方式。包括一些神秘的心灵感应。
我怀念曹雪芹，并不站在红学家的角度——我既不会“索隐”，又不懂考古。所以，我不仅对香山脚下的“曹雪芹故居”持宽容态度，甚至对在北京城南仿造的大观园也很感兴趣——按图索骥，将校旱里的潇湘馆、怡红院、蘅芜苑、绛芸轩等等，照搬到现实中，而能保持各自的建筑风格，是很需要动点心思、下点功夫的。让《红楼梦》的热心读者们，身临其境地在这“赝品大观园”里逛逛，读书而有所参照——总是件有益无害的事。大不了，就把它当作古典文学教学用的沙盘或模型嘛。总比将大观园一直藏在云里雾里、分不清东南西北要好！作为人，不仅爱幻想，也是很渴望美梦成真的——尤其《红楼梦》，堪称所有美梦中的美梦。连好读书的毛泽东都承认：“中国古典校旱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转引自陈晋著《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这座大观园是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见缝插针营造的，面积有限，在气势上肯定无法跟校旱中（以及读者想像中）的大观园比拟。相当于缩微景观吧？它的另一项意义在于：使大观园作为地名出现在北京的地图上。小小的梦乡。据说其原址本是一片农民的菜地。我想，种瓜果、种蔬菜，再挣钱，也比不上种出一座大观园。毕竟，《红楼梦》在我心目中，属于绝佳的精神食粮——虽然不能喂饱我的胃，却能滋补我的心灵。
曹雪芹是北京人，读者却常常忽略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关系，恐怕因为《红楼梦》不仅仅属于北京，更属于整个中国，属于全世界；不仅仅表现了家庭史抑或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王朝），更表现了永恒。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是后世最著名的京味作家老舍也无法超越的。虽然老舍写了伟大的《茶馆》——平民化的“大观园”。
曹雪芹与老舍同属“北京满洲人”（或称北京旗人），只不过年代不同罢了。记不清曹家算哪一旗，反正老舍是出生在“正红旗下”。他们二人，称得上是另一种性质的八旗子弟——与世人印象中豪奢傲慢的八旗子弟相比，绝对算“另类”了。他们既不提笼遛鸟，又不唱戏捧角，而热衷于写校旱，是少有的文学家。当然，曹雪芹比老舍要更多一些贵族气质，毕竟他是阔过的——这就像贾宝玉与骆驼祥子，虽然性别相同，却风格迥异，属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
人们根据食粥、寒夜奔走、徒穷四壁之类传说，认定曹雪芹命苦，有点像“文革”中遭受冲击的“黑五类”子弟。其实他是吃过满汉全席、享过种种艳福的——否则他如何逐一描绘大观园里的“高消费”(山珍海味、画栋雕梁以及穿金戴银)，如何再现美女如云？假如纯属虚构的话，那他的想像力可就惊人了。别的不说，从《红楼梦》里，将描写饮食的情节抽出来，足够编一本供五星级饭店使用的菜谱。非美食家不能著此书也。以此类推，曹雪芹还基本具备服装设计师、建筑学家、戏剧导演、诗人、琴师乃至娱乐记者的素养。这可都是靠温柔富贵乡里泡出来的，非道听途说或三两天的熏陶所能造就的。公子虽然落难，富翁纵然破产，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
在这方面，我又很赞成张中行的观点：“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雪芹不会像诗文中描画的那样穷。文人，张口阮囊羞涩，闭口贫无立锥，也只是说说好玩而已，如果真衣食不足，那就连写阮囊羞涩、贫无立锥的力量也没有，况八十回的锦锈大书乎?所以所谓文穷而后工，穷只是未大富贵，却必须执笔半日，到食时还有，哪怕是粗茶淡饭，送上桌面。还不只是粗茶淡饭，见于诗文，他也不少喝酒，显然，不名一钱是办不到的。还可以看看他的朋友，敦氏弟兄等都是中上层人物，他的情况会下到底层吗？”我想，曹雪芹再尴尬，也会比大清帝国垮台后破落的旗人境遇要稍好些。令其有切肤之痛的并不完全是物质，而更多的存在于精神层面上——譬如爱情的失落、亲朋的离散。就像在高鹗续写的结局中，贾宝玉遁入空门，绝对不会是经济的原因，绝对不至于为躲债而离家出走。
说实话，当我第一眼看见卧佛寺附近的曹雪芹故居时（尚不知其假），头脑首先浮现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云游的怡红公子。我下意识地念叨：贾宝玉呀贾宝玉，原来你躲到这里了。让我好找啊！古刹如林，人海茫茫，原来你投奔的是卧佛寺呀！
在《红楼梦》结尾，贾宝玉和一僧一道飘然登岸而去，口中作歌：“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他所隐居的青埂之峰，原来就是香山呀。
我正要为查找到贾宝玉的下落而高兴——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