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在外人看来很像做秀。尤其在缺乏风度甚至没有风度的当代人眼里，更是如此。
你觉得是假的，可他们演得那么真。泪啊酒啊血啊汗啊，全揉合到一起了，淋漓尽致。也许他们没感动别人，却感动了自己。况且原本就不为感动别人的，也不为感动自己，这批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群众演员”是想感动天地的。途穷而哭，哭有什么用？哭给谁看？凡是无用之用，可能就上升到审美的领域。这种哭是不收门票的。无用之美其实比有用之美更为难得。
魏晋风度恐怕也只在魏晋时期才有效。那些张扬自我、放荡不羁的人与事，若换在别的朝代，会被为疯狂之人或荒诞之举——存活率将很低。魏晋的政治极其混乱与严酷，偏偏还出了那么多性情中人，莫非是不自由的社会环境恰巧把才子的梦想给痛苦地挤出来了，使之对精神上的的自由加倍憧憬。无论隐于朝、隐于市还是隐于野，他们都像活在梦中，半醉半醒，分明在跟芸芸众生唱对台戏。也许并没有真的置身于仙境，却有点像仙人，言谈举止间皆沾染几分仙气。我关心的是这些另类的自导自演者究竟怎样超越世俗的——借助酒？借助药？借助诗与文章？说白了还是借助骨子里充满叛逆性的自己，即所谓高蹈的灵魂。
鲁迅写过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题太长，而且拗口。但可以看出，对于中国文化史上响当当的魏晋风度，酒也算一种催化剂。魏晋风度代表人物有竹林七贤，七位名士似乎都是酒徒，最典型的是嵇康、阮籍，还有刘伶。他们喝酒可不是浅斟低酌、轻歌慢舞，而追求酩酊大醉、放荡形骸，简直属于醉生梦死的境界了。刘伶文雅的时候，还写过一篇《酒德颂》，视酒若宗教，顶礼膜拜。阮籍则经常大醉之际独驾出游，穷途而哭。那时代若有交通警察，一定会作为“酒后开车”处以罚款甚而扣了他的“本子”（驾驶执照）。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近似于欧洲中世纪，属于带有恐怖色彩的黑暗年代，借酒浇愁犹如抽刀断水，令我洞察到自古有之的文人寂寞。酒作为文人寂寞的饰物，是其灵魂的短暂安慰者。
就文化而言，那倒是一个微醺的时代。一系列特立独行的人物，在空气中挥霍着自己的创造力，怎么看都像带有醉意。直让后世的观众为其浪费的才华感到可惜。这只说明：再难有谁像他们那样务虚了，在务虚中痛并快乐着！风流人物并不见得真被雨打风吹去，毕竟给历史留下了一坛浓得化不开的精神佳酿——闻一闻这陈年老窖，都让人飘飘欲仙。
偶然的机缘，读到大卫写的《魏晋风流》，把我带回那个对酒当歌的时代。从老故事里获得新发现：什么“愤青”、“多余的人”、“垮掉的一代”，什么现代派、后现代，什么行为艺术、裸奔、脱口秀、文学社团或流派，并不真是舶来品，早在中国的魏晋时期全都有了，甚至还更显得原汁原味。魏晋就像一个做秀的时代，或选秀的时代。海选中的这一系列风流人物：阮籍、嵇康、刘伶、王戎、向秀、山涛、阮咸、王祥、羊祜、杜预、卫玠、潘安、桓温、裴楷、陶渊明……后世想模仿也模仿不了的。
你可以说他们在做秀。你有本事学他们来一场“超级模仿秀”吗？学得像吗？学得了那份形似，学得了那份神似吗？你不怕世人把你视为疯子吗？在魏晋，做这种高难度的秀，甚至还要冒掉脑袋的危险。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这倒是好学。你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问题是陶渊明辞职后真去采菊东篱下了，你炒老板鱿鱼后接着还不得不去找第二个老板。至于嵇康拒绝当官，甚至与推荐自己的好友山巨源绝交，就更不好学了。最难学的还是他在刑场上的告别演出：《广陵散》。临刑前他讨要一把琴来弹奏此曲，弹毕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遂引颈就戮。
魏晋风度本身就像一曲《广陵散》，于今绝矣！
此曲本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种精神是超现实的，与世俗格格不入，注定要失传的。但作为当代的文人或艺术家，如果对那种仙乐飘飘的精神不心存仰慕，或者反其道而行之，恐怕也无法成为一个好的文人或艺术家。
读完大卫的《魏晋风流》，我依稀听见了《广陵散》的回声，或回声的回声（哪怕这回声是复制的，甚至是被解构了的）。也许根本不可能听见，纯粹靠重新变得敏感的心想像出来的。属于幻听？能恢复这种想像力，也需要勇气与机缘的。不怕《广陵散》失传，就怕对《广陵散》的想像与憧憬都绝灭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拿酒来，拿琴来，拿五花马千金裘来，甚至拿命来，换一曲《广陵散》。虽然这是不可能做成的交易，但作为一个诗人，我是愿意的。真正的好诗，就应该沾上点《广陵散》的仙气。就应该带来点空前绝后的意境。若对此毫无梦想，就不算真正的诗人。
魏晋风度在那个时代也相当于“先锋艺术”了。竹林七贤及其他，另类得够可以了。与其说他们具有酒徒精神，莫如说是诗人气质。不管政治家、将军、打工仔抑或隐士，带了点诗人气质似乎也就多了几分观赏性。张扬个性的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