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景山，我会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活着时，曾经凌驾于万水千山之上，所有人见到他都要高呼“万岁”——以至他后花园里的景山，也获得万岁山之美誉。然而这个人偏偏又是短命的。当他吊死在景山东麓的一棵古槐上，似乎并不见得比一枚普通的落叶更有分量。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
铺开地图，你会发现这座多少年前天外飞来般的山丘处于北京城核心的位置，紧邻皇气逼人的故宫后门。它飞来了，然后耐心等待，等待着完成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堵住一位皇帝的退路。难怪1644年3月19日，当泥腿子出身的闯王李自成把紫禁城的朱漆大门一脚踢开，崇祯在杀了妻子儿女之后，会一溜烟地穿过御花园逃到景山，用三尺白绢结束了一段历史。
据说崇祯当时衣冠不整，连龙靴都跑丢了，匆忙地在龙袍的袖口写下遗诏：“……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皆诸臣误朕——所有的亡国之君都会这样推卸责任。他出逃前曾“鸣钟集百官无人应”——那恐怕是紫禁城里最空虚的一次钟声，仅仅把他一个人的心给敲碎了。他自缢时名副其实地成了“孤家寡人”——身边只有一个秉笔太监王承恩。王太监在附近另找了一棵树也上吊了。景山为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举行了最萧条的“国葬”：没有追悼会，没有纸钱与哀乐，甚至没有一副像样的棺材板。景山，成了祟祯的露天坟墓。
我想，景山就是这样出名的。
在我的故乡，孩童们把盛夏时靠一根长长的细丝悬挂在树枝上的毛毛虫叫做“吊死鬼”。学了历史课之后，每当看见这种“吊死鬼”，我总会想起一个皇帝。
清朝的顺治帝，住进了崇祯住过的金銮殿后，特意将景山寿皇亭侧的那棵歪脖子古槐定为“罪槐”，并且围上一条铁锁链。其实，祟祯是咎由自取，古树何罪之有——莫非它也犯了弑君之罪？这简直像笑话了。大清帝国后来也逐渐不景气了。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算是跑得快的，逃到了西安。而捆绑着古槐的铁锁链，居然被侵略者当作文物给掠走了。八国联军真厉害，什么都偷、都抢、都要——连铁链子都不放过。外国强盗，爬上过景山，趾高气扬地看风景。
从1928年开始，景山作为公园对平民百姓开放了，门票很便宜。在古槐前树立了刻有“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原北大教授沈尹默书写）。
我去过陕西（慈禧太后逃难的地方），八百里秦川的奇峰无数，惟独骊山与马嵬坡令我想得最多、最深。前者是春秋时周幽王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侯的滑稽舞台，我在山脚下做一次深呼吸，想辨别千年前混杂的脂粉与硝烟是否散尽；后者则因有个贵妃做过牺牲品而身价百倍，至少我听过当地有趣的传说：杨玉环墓原为土冢，盛传把这土搅在粉里擦脸，可使皮肤与容貌更加细腻白洁，因此游客和妇女纷纷偷土，致使土冢被挖下去数尺，为保护墓的封土，不得不加砌了一层青砖……因而我联想到，一个有思想的人，才真正懂得游山玩水，他比一般人还额外带有—层“偷土”的动机，即挖掘依附在历史断层的凝固的灵感，淘洗混杂于岁月尘埃的理智的金砂。这注定他与山水擦肩而过后不会空手返回的，他借助与山水的灵性相通丰富了自己的库藏。
景山的土，没有人偷。毕竟，死在这里的并非美女。但让人感到悲哀的，是系在树上的铁链子被偷走了。甚至树本身也无法幸免——“文革”期间，来北京“大串联”的各地红卫兵，争相攀折树枝、剥光树皮，拿回去做“纪念品”——以不枉“到此一游”。这已非“好古”，而是缺德了。那棵歪脖古槐被抽筋剥皮，必然要枯死。如今屹立在原址的槐树，是后来重新栽种的。我们看见的仅是一位“替身演员”。
和骊山、马嵬坡一样，景山意味深远，在于它吊死过一位皇帝——更确切地讲是一个朝代。山脚是鼓角齐鸣、旌旗招展，山头的枯树孤石则永远地展览孤家寡人无处藏身的阴影，与其昔日笑拥的雍容华贵相比，这是何等凄凉的讽刺。为什么这样？何至于此？亡国之君垂悬于高枝的孤影游魂，给景山打上一个看不见的问号。
我实在弄不懂：顾炎武这样的有识之士，怎么也会趴在皇帝的坟头上哭？况且不是控诉、声讨，而是哀悼。
书生的哭，有时比宫女的哭还要来得暧昧。
顾炎武是明亡后改名炎武的，参加过抗清斗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47岁，可能感到没戏了(回天无力)，就从江苏昆山来到北京，首先拜谒的自然是象征汉族统治的明陵——肯定磕了好几个响头。在剩余的19年时光，他始终未远离其左右，六谒十三陵，写下《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等诗文，无形中成了明王朝最著名的守陵人之一。
“行宫已颓坏，御路徒悲凉。每陵二太监，犹自称司香……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十三陵的颓废落魄，大大刺激了顾炎武的泪腺。他以泪水祭奠，以哭腔怀念过去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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