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四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乡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在奉化县的一个半山腰里找到一间小房子，让我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