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去搀扶。
进了泥屋她稍作梳理立即又容光焕发，走到门口站着与我说一会儿话，顺便扫了一眼我手中卷着的书。下乡时我特意挑了一本比较耐读的书带来，那是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英文版，哪想到会在这儿遇到真正的专家，因此故意掩掩藏藏不让她看见。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熟悉的书籍的感应总是超常的，张可老师只远远闪过一眼就笑着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我红着脸说：“那是古英语，很难。”张可老师说：“你真不知道读原文的乐趣有多大。”然后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用郑重的口气介绍法文翻译家傅雷，最后对我竟然没听说过傅东华有点不满意，说这是一位国学西学俱佳的学者。说着她走进西屋拿出一本陈旧的牛皮纸封面文集，里边有一篇傅东华论国学的文章，让我阅读。
谈话一旦开始就渐渐养成了习惯，她即便是随口说几句也能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我毫不掩饰地抱怨学院里课程之拙劣，她微笑地说，倒真的不必来读戏剧文学系。“莎士比亚是位诗人，向他学编剧技巧委屈了他；中国话剧的发展，关键是导演；至于传统戏曲，剧本历来不重要，主要是演员的表演。”她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本来就不坚实的专业思想后，又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我十分陌生的京剧女老生演员张文娟，用词之热烈在她平日的从容谈吐中很少见到。对此我不无惊异，但结果却是触动我日后渐渐建立起一种以演员为中心的比较健全的戏剧观念。对于在戏剧学院的课堂上已经消失、而在学生课余阅读中仍然热门的贝克、劳逊、亚却、斯坦尼、布莱希特，她以温和的语气提醒我都不太重要。
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看似至高无上的大师早早地被一位女性温和的声音化解了一大半，这节省了我多少钻研的时间，提升了我多少鸟瞰的高度！减法比加法更值得感谢。
天暗了，一盏昏黄的油灯点燃了起来，房东又在叫我们去吃盐豆稀饭。饭后，农村干部李惠民和我们坐到了一起，他说：“你们经常在谈的东西我听不大懂，知道自己没文化，现在天天晚上练毛笔字，请你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和李惠民同室而居，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很长时间的毛笔字，有时我睡了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练，至于他已经练到什么程度了，却没有去注意。待到他拿出最近写的一大叠毛边纸来，我和张可老师都惊呼起来。才几个月，他手下的欧体九成宫已经非常像样。
一天，我正在门外洗衣服，从泥路上驶来一辆农民驮货用的自行车，骑车的是青年农民，而货架上却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清瘦老者，一看就知道是文化人。车在我跟前停下了，老者跳下货架走上一步问我：“请问，许玄在哪个村？”许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立即断定，这是许玄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许杰先生，全国闻名的“大右派”。那么衰老的他居然长途颠簸看望女儿来了，汽车站离这里很远，货用自行车显然是他从车站雇到这儿的。
“您是许伯伯吧？”我问。他高兴地点了点头，我就指给他看许玄的住处，自行车又驮着他上路了。我连忙叫出张可老师，张可老师看着许杰先生的背影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受了那么多罪，还一心关心着女儿!”从许杰先生，谈起文学界。我说前不久读了陕西作家王汶石的几个短篇不错，她说从王汶石一篇谈结构的文章，可以知道他比其他农村作家要用功。如此平静地以“用功”一词来评价一位当时颇为轰动的作家，我看到了一种宁静的文化风度。
“国外的校旱家你最喜欢谁？”她想把我从中国作家中引开。
“法国的雨果，俄国的契诃夫。”我回答。“那也一定知道翻译俄文的满涛？”她问。“当然。”我说。
“他是我家里人，哥哥。”她说。“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份。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是一种什么缘份，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