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好像我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来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也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便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产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难者中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
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办公，这次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非常空虚。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加害怕，可以说是已经自己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